徐志摩是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新月派诗人的代表之一。

他189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富商之家；1931年在从南京飞往北京的途中坠机身亡，时年34岁。

他以诗、情闻名于世。许多人有所不知的是，他还是中国最早洞悉苏共邪恶的思想者之一。

1917年俄国十月政变后，列宁领导的俄共（布）两次发表宣言：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利益。

这个“空头支票”，在当时令许多中国人，包括孙中山，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对苏俄心生好感。

在苏俄的游说下，孙中山开始“联俄”，知识界出现“走俄国的路”的呼声。一些从苏俄旅行归来的人，写了不少赞美苏俄的文章。徐志摩也一度被蒙蔽。

但是，1925年，他亲自游历苏俄后，对苏共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关于苏俄，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写了一本《欧游漫录》，记录了他在苏俄的见闻与观感；二是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主编《晨报 副刊》期间，发起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大讨论。

他对苏俄的真知灼见，集中体现在《欧游漫录》和《晨报 副刊》的相关文章中。

他见证了苏联人民的困苦

他写道：“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地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

“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的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在一个车站下车，天已经黑了，车站上照明的却是几只贴在壁上的油灯。昏暗的候车室里是满屋子黑黝黝的人群，“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气味！悲悯心禁止我尽情的描写；丹德假如到此地来过，他的地狱里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到了莫斯科，他看到的依然是贫穷和萧条：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见不到了，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奇缺且昂贵。俄罗斯人曾有的贵族气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了。

由于苏俄对知识分子采取严厉政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则在经历着政治和思想风暴的同时，体验着经济上的窘迫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种种困境”。

他发现“俄国的文化是荡尽的了”

他痛惜地看到，俄国的传统文化正在被铲除。

“在这大火中最先烧烂的是原来的俄国，专制的，贵族的，奢侈的，淫靡的，ancient regime（旧秩序），曳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献鼻烟壶的朝贵，猎装的世家子弟全没了，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社会全没了。”

那些在大火中逃难到西方的俄国人，“他们，提起俄国就不愿意。他们会告诉你，现在俄国不是他们的国了，那是叫魔鬼占据去的。”

“我在京的时候，记得有一天，为《东方杂志》上一条新闻，和朋友们起劲的谈了半天，那新闻是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我们那时大家说这消息太离奇了，或许又是美国存心污毁苏俄的一种宣传。”

为了解托尔斯泰的书是否真的被禁毁了，他在莫斯科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问及那则新闻，托尔斯泰小姐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

他问：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他写道：“假如有那么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怎样？”

“假如这部分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

他目睹了苏俄对资本主义的仇恨

在莫斯科期间，他看过一部戏剧，舞台正中悬挂着一只“可怖的大手”，象征命运或是资产阶级，舞台上频繁出现各式各样的鬼和尸体，让他感觉这个戏如同一场“怖梦”。

戏的主题是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社会没有前途，生命没有意义，工人、醉汉、卖淫女、强盗、孩子等下层人民都有相同的命运：要么在阶级压迫下生不如死，要么在革命中死去并获得永生。

戏剧让他压抑，他到墓园怀古，却发现很多贵族的墓遭到损坏，“不少极庄严的墓碣倒在地上”，“好几处坚致的石栏与铁栏”被砸毁。此情此景，令他慨叹：“阶级的怨毒在这墓园里都留下了痕迹。”

他窥见了苏共制造谎言的把戏

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1920年在苏俄亲历了这样一件事：参观一所小学校时，韦尔斯问学生平时学不学英文，学生一齐回答：学。韦尔斯又问：你们最喜欢的英国文学家是谁？学生一齐回答：韦尔斯。韦尔斯进而再问：你们喜欢他的什么书？学生立即说出了他的十多种著作。

韦尔斯不相信自己能够如此为俄罗斯孩子所熟知，觉得这这些学生是被训练出来的。于是，他独自悄悄来到一所更好的学校，把那些问题重新问了一遍，得到的回答却完全不同——孩子们对韦尔斯一无所知。韦尔斯又来到该校藏书室，书架上没有他的任何著作。

韦尔斯明白了：原来一切都是演戏。

读了韦尔斯的故事后，徐志摩总结说：“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

他发现苏俄教育是“党化教育”

当时，中国有一些人，如胡适推崇苏俄的教育。

徐志摩写道：“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他们侧重的：第一是宣传的能力；第二是实用的科目。例如化学与工程。纯粹科学与纯粹文学几乎占不到一个地位。宗教是他们无条件排斥的……但他们却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阶级战争唯物史观一类观念来替代信条。”

他认为，苏俄的“党化教育”是“中世纪政治的一个反响”。“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得俄国的新政治是一种新宗教；不论他们在事实上怎样的排斥宗教，他们的政治，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能依，不能异。”“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他认为列宁是一个心硬似铁的危险人物1926年1月，他编《晨报副刊》时，陈毅给他寄来一篇文章《纪念列宁》，想在晨报发表。但他没有发表，却自己写了一篇《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了。

他写道：“（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这个革命是出于一种阶级战争的学说，它的目的是要抵达一种乌托邦式的人类大同。

“我却不希望他（列宁）的主义传布”，因为“我怕他”。“他生前成功是一个秘密，是他特强的意志力，他是一个Fanatic（狂热分子）。他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列宁及其追随者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徐志摩为什么能识破苏共的邪恶？

在21世纪的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徐志摩上世纪20年代对苏共邪恶的认识，不能不说他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罕见的有先见之明的人。他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与他的“单纯信仰”有直接关系。

民国大师胡适这样评价徐志摩：“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徐志摩的“单纯信仰”来自哪里？来自他受到的西方自由、民主、博爱的教育。

他在国内读过的大学有：沪江大学，上海浸信会学院，北洋大学，北京大学；在国外读的大学有：美国麻州的克拉克大学；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他任教过的大学有：在北京大学、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中央大学、北平女子大学。

他在上海就读的两所大学都是教会大学；他在天津上的北洋大学，是中国洋务派办的大学；他上北京大学时，校长是从西方留学归来，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宗旨的蔡元培。

他在美、英留学时，与许多崇尚自由、民主的作家、艺术家、教授有过交往。他在国内工作的大学，大多有西方文化背景。

这样的教育背景，加上他热爱自然、自由、美好的天性，使他直面苏俄的阴暗、冷酷、血腥时，他就会本能地感到不适、反感、厌恶，并希望从心底远离他。

第二，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影响。

徐志摩崇拜罗素。1920年，他放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不读，横渡大西洋，到英国去追随罗素。

俄国十月政变后，罗素推崇过苏俄。但是，1920年，罗素随英国工党代表团访苏归来后，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从“苏俄的积极拥护者”转变为“苏俄的坚定批评者”。

罗素的新书出来后，徐志摩不但做了笔记，还写了评论。他虽不完全认同罗素的看法，却也不能不受其影响。他在书评中说，罗素之所以拒绝苏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实现共产主义，人类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二是即使付出巨大代价，它所要达到的结果能否实现，也是未知数。

就前者而言，它太残酷；就后者言，它太虚幻。为了实现那个虚幻的乌托邦，采用惨烈的暴力手段，让人类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罗素害怕的。

罗素不满于人类的生存现状，但他拒绝流血。他致力于救渡人类，但救渡的办法，应是渐进的、和平的。这些都对徐志摩产生了影响。

结语

1925年，徐志摩在莫斯科参观了列宁遗体展览馆。他进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通体血红的地球仪，立即感到震惊与恐惧。他写道：

“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或许会失色，何况我们不禁吓的凡胎俗骨。”

徐志摩发出这样的警告：“旅行人！快些擦净你风尘眯倦了的一双眼，仔细的来看看，竟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

当时，徐志摩的警告，许多人都听不进去。

但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血污海”，不但淹没了苏联、东欧，还淹没了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2/6/n141307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