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让人感兴趣的是，他们先后都走上了反共的道路。这又是何种原因呢？不妨回顾一下当年的历史。
中共在1921年成立后，由于信奉者寡，力量薄弱，因此在苏俄的建议下加入国民党借机发展壮大；而孙中山为了藉助苏俄力量，采取了「联俄容共」政策，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迅速攫取了国民党的宣传机关、组织机关等，并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地下党员，这引起了国民党员的反感。此后，为防止国民党壮大，阻挠蒋介石北伐，中共在多省发动了农民运动、土地改革、工人罢工等，杀死不少地主，其结果是造成社会动荡，人心不宁。
1927年国民党北伐取得了初步胜利后，从3月底到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人等在上海多次召开会议，策划清党，而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在3月28日的「预备会」上，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有4人为国民党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在会上，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对此，身为主席的蔡元培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
4月2日的正式会议上，蔡元培向大家出示了两份材料，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会议还列出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在内的近两百人的名单，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他们「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4月9日，蔡元培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了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
可以说，蔡元培一改往日之平和而坚决反共，完全是因为中共的恶行令人发指。虽然提倡「兼容并包」，但秉持着民主自由理念的蔡元培当然有自己的原则，他当然绝不会赞成打土豪、分田地、杀人这种以侵犯人权为特征的阶级斗争，绝不会赞成中共这种「借壳」壮大自己的行径。
而事实上，蔡元培和中共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恩怨，甚至对任教于北大的陈独秀、李大钊在北大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干涉。在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后，他还带头募捐，帮其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在陈独秀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后，也都曾出手相救。
然而，中共的暴虐让这样一位谦谦教授都愤然而起，可见中共所为是何等的令人不齿。
真正有才智、有道德、正直的人最终都会选择远离马克思主义。（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
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反共之路
再来看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是如何走上反共之路的。
1927年国民党清党，证明斯大林让中共加入国民党是错误的。当时苏共的另一领导人托洛斯基为中共制定了一个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陈独秀对此表示赞同。但斯大林却不承认错误，批评托洛斯基和陈独秀，并在1927年8月解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陈独秀拒绝参加。1929年「中东路事件」，陈独秀反对中共罔顾国家利益、「保卫苏联」的做法。当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共。
之后，陈独秀组织了中国「托派」，发行杂志，刊载托洛斯基的文章，反对中共政策，也反对国民党。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在五年的坐监中，陈独秀阅读了大量书籍并开始反思。1937年出狱后，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救中国。
抗战期间，他写了不少新书，在《我的根本意见》及《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提出许多观点：「『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民主主义是……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无产阶级……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尽管晚年生活潦倒，但陈独秀不仅拒绝了胡适赴美的邀请，而且也拒绝去延安，并坚拒国共两党人士的馈赠，最后在长期隐居的四川江津病逝。
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阿隆曾说：「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
的确，一个人可以既是马列主义者，又同时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在思想上是正直的。从民国时期两位鼎鼎大名的人物的反共经历就可以看出，真正有才智、有道德、正直的人最终都会选择远离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这样一个只会给人们带来悲剧甚至毁灭的荒谬理论。
(看中国: http://kzg.io/b54S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