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其对外传递的要建立民主国家的信息，吸引了大批在海外求学或已经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有着报国情怀的他们，遂放弃了国外的优越待遇，毅然回国，希望参加国家的建设，为祖国献一份力量。

而中共能在建政后短时间内掌握“两弹一星”技术，除了有苏联的帮助外，还主要依靠大多是从海外归来的23名科学家，当局将他们视为“两弹一星元勋”，这其中就有早期毕业于清华的钱学森、邓稼先、赵九章、王淦昌、钱三强、郭永怀、彭桓武等。为中共做出重大贡献的他们，在文革来临时，除了钱学森受到特别保护但不得不违心说假话外，其他人和他们家人的命运都相当不堪。有些人还被迫害致死。

如果回国的理工科“海归们”因为中共的需要，还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共的重视，个别人受到保护，那么那些学文科的“海归们”的遭遇则令人扼腕。徐方撰写的《干校札记》中就讲述了这样几位错信了中共而后悔不已的“老海归”。

哈佛经济学博士事业无成被抄家

汪友泉是15岁的徐方和母亲1970左右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时的室友，彼时五十出头。据徐方描述，汪阿姨每天干完繁重的体力劳动，两只手都肿了，常常倒在床上唉声叹气。不过，她是个直性子，晚上躺在床上经常跟徐方聊天，徐方也因此了解了她的过往经历。

汪友泉和丈夫杨雪章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杨雪章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可以说事业有成。可他有化解不开的乡愁，曾说过“就冲在美国吃不到豆腐，无论如何也得回国！”50年代初，他们带着三个儿子回国。这下倒是能吃上豆腐了，可他的事业也就此终结。在中共治下，杨雪章只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凯恩斯主义》，里面充满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之词，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1964年，他患肾病去世。

与丈夫一样，汪友泉在美国留学时学的也是经济学，回国后到中科院经济所经济思想史组工作。虽然她的文笔很好，但却很难写出合乎当时要求的学术论文，只在1962年8月写过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汪友泉的学术生涯同样也戛然而止。

文革爆发后，汪友泉家被抄家，三个儿子经常被欺负。也因为文革，他们都没有上大学。1969年底，汪友泉随中科院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有一次，徐方和汪友泉在水塘边洗衣服，汪友泉提到了洗衣机，并告诉了生平第一次听说洗衣机的徐方，洗衣机大体的模样。谁知两人的闲聊被人汇报给了军宣队，军宣队指导员其后在大会上不点名批判：“有人到了干校还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什么可以用机器洗衣裳。”汪友泉听了气的要死。她私下和徐方说：“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就是回国。”

文革结束后中共落实政策，汪友泉家被抄的东西可以被归还。汪友泉说别的都不要了，只要三个儿子的美国出生证。改革开放后不久，汪友泉就带着三个儿子一起去了美国，后来她定居在加拿大。如果现在还健在的话，应该有98岁了。

联合国回来的哈佛女博士被耽误了一生并祸及后代

2012年1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一则讣告，称其经济研究所退休人员、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研究员关淑庄因病医治无效，于当年11月6日在美国逝世，享年93岁。

与汪友泉的丈夫杨雪章一样，关淑庄也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因为成绩优秀，还获得了哈佛经济学的“金钥匙奖”。她也得以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因为当时联合国中台湾的中华民国还代表着中国，因此，关淑庄实际上是为中华民国工作，而这成为了她后来的“罪状”。

关淑庄原本并不想回国的，因为她曾说过，自己所受的经济学方面的教育与大陆的是完全不同的。然而，1956年，在她的丈夫、先行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也是《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丁声树的劝说下，关淑庄带着女儿回到了中国。

据《干校札记》记述，关淑庄回国时，联合国秘书处专门打制了两个巨型木头包装箱，将她所有的箱子、家俱、钢琴都装了进去。托运的大木箱运到北京后，她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国家统计局，找来十轮大卡车和吊车将其运往三里河宿舍，结果把那一带的交通都阻塞了。后来统计局还征得他们同意，将大木箱拆掉，用那些上好的木材，打造了多套办公桌椅。

回国后的关淑庄的专业自然逐渐荒废了，也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20世纪八十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Hollis Chenery到经济所访问，见到了关淑庄。翻译过来帮忙时，Chenery笑着说：“我跟她之间哪里还需要翻译？”原来他曾经和关淑庄是在哈佛的同班同学，但几十年后再相见，两人的境遇已是天壤之别。

那么，回国后的关淑庄又遭遇了哪些磨难呢？文革爆发后，丁声树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游街。关淑庄亦受到牵连，1969年底，跟随经济所下放到“五七干校”。第二年，丁声树也来到干校。因为住在不同的集体宿舍，两人休息日见面时宿舍里的人都在，因此只能说一些台面上的话，比如“你要好好改造思想啊”等等。

文革后期，丁声树又受到中共重用，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都有了提高。或许应该是被中共吓怕了，他们在给二十几岁的女儿丁炎找配偶时，开出了非常苛刻的十大条件，其中前两条是“共产党员”和“红五类出身”。结果真有一个清华的工农兵大学生符合条件，关淑庄夫妇非常满意。听从父母之命的丁炎很快与他结了婚，并生育了一个女儿。但没过几年，丁家的女婿露出了真面目，要求丁炎交出保有贵重物品的柜子钥匙。丁炎不从，就被暴打了一顿。最终两人离婚。

中共改革开放后，丁炎赴美国读书和深造，并留在了美国。其后，关淑庄也带着外孙女去了美国，直至去世。关淑庄的选择其实也是在无言地控诉：中共误了她的一生，也误了女儿的前半生。

其他海归们的遭遇

汪友泉和关淑庄的遭遇在“老海归”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与杨振宁为同学、并为室友的芝加哥大学海归孙世铮，于1949年满怀热情回国，并在中科院经济所工作。当时的领导说他学的经济计量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让他彻底忘掉，从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此后他一蹶不振，业务多年处于荒废状态，1984年出版过一本《经济计量学》，其成就与杨振宁相比是天差地别。

比如1955年回国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化学博士蒋锡夔，文革落下了颈椎顽疾，到后来只能坐轮椅上班。喜爱古典音乐的他和匹兹堡都堪大学化学硕士赵绵等，带回的唱片或者被红卫兵抄走，或者自行销毁。

比如1951年回国的美国俄亥俄大学物理博士虞福春，在文革中惨遭毒打，耳朵被打得整天耳鸣。

比如毕业于美国大学的江西安福“三才子”罗隆基、彭文应、王造时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其后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

再比如国民党降共将领傅作义的弟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傅作恭。在傅作义的劝说下，傅作恭从美国回到大陆从事水利建设，后到甘肃省任职水利工作。1957年，受“反右”冲击，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并被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一头倒下，再也没能起来。傅作义知道后，泪流满面，却又无可奈何。
……

结语

错信了中共的“老海归们”，在经历了中共的暴风骤雨后，才明白自己上了怎样的大当，才明白自己这辈子做了怎样错误的选择。1957年“反右”运动后，几乎再也没有在西方国家留学的人回国。不是他们不爱国，而是残暴的中共让他们看清了中共的谎言。而中共的谎言迄今未休，只不过改头换面而已。试问，那些接受了西方民主教育的新海归们，有几个敢于公开批评中共的呢？

责任编辑:杨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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