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很得意地说过：“骂我们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

“反右”，就是毛泽东又一次残酷打击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在这次狂风暴雨般的迫害中，中国知识份子的脊梁打断了，从此，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之“士”被迫消音，噤若寒蝉。

中共反右前发起“阳谋” 鼓吹批评共产党

回顾这场反右运动，要从1956年开始谈起。这一年毛泽东提出了知识份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进而公开鼓吹“独立思考的自由”和“宣传唯心论的自由”。于是有人欢呼，中国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1]

可是这不过是毛泽东设计的一个圈套，一年后毛泽东自己承认，这些举措统统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为了使他设计的阳谋圈套更加诱人，使更多良知胆气尚存的知识分子上当，毛泽东发表了几次长篇演说，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2]

在讲话中，毛泽东恳切地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他们（知识分子）都是教育人民的人。”“我们希望用（双百）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造现在这种面貌。那么，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3]

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在如此“诚恳”的邀请下，响应号召，开始向党和政府提出改进建议或表达不满。新闻界也大力跟进。

在高等院校的校园里，莘莘学子们更是“大鸣大放”。从5月19日到22日，北京大学的学生陆续贴出几百张大字报，很多内容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等。

结果，凡是与中共“交心”，自由表达过意见的人，几乎都被打成“右派”，人生就此被毁！

反右开始 “右派”成社会底层

1957年5月，中共开始“收网”，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批评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式，他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4]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5]

自此，“反右”政治运动正式开始，无数对共产党忠心耿耿，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被划成“右派”，变成中国社会的贱民阶层，面临各种精神虐待、人格凌辱、超负荷劳役、饿死……等狂风暴雨的打击。

部分“右派”的真实遭遇

1951年，31岁的巫宁坤正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攻读博士。新年时，他忽然接到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的急电，邀请他前去燕京任教。巫宁坤决定放弃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归祖国。当时，芝大同学、李政道博士劝他不要走，他不听，李政道就帮他准备行李。7月中旬，在登上邮轮前，巫宁坤问前来送行的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一笑了之，二人话别。

1957年，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迎来事业最高峰。在大陆，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先后在监狱和农场被关押劳改近20年，九死一生。

另一位甘肃日报编辑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受到牵连，成为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二人一同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在十工农场，王景超到了夹边沟，在那里活活饿死。

和凤鸣在回忆录中写：“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双双被打倒在地，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那时候，正义、善良、热诚，对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都被‘政治’湮没了。”“人们都甘当驯服工具，服服帖帖。”

傅作恭，水利专家，在堂兄傅作义的劝说下，从美国归国。为了支援甘肃水利建设，他欣然到兰州工作，结果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年过半百的他每天饥饿难耐，体力不支，于是向傅作义写信求援。傅作义收信后，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在回信中批评他。1960年冬季的一天，傅作恭实在饿得不行了，想去抠点猪食充饥，结果倒在了农场场部的猪圈旁，再也没有起来。大雪覆盖了他的尸身。

董坚毅，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1952年回到上海，任惠民医院泌尿科主任。1955年，董坚毅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1957年，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董坚毅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董坚毅也是其中一人。妻顾晓颖前去探望，却被告知丈夫已死。当看到董坚毅的尸体时，发现尸体被抛在荒野，裹尸的毛毯、鸭绒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只剩下紫色的头颅留在骨架上。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肃农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类。1958年被送到夹边沟。在农场期间，沈大文不偷不抢，饿得不行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1960年春，沈大文体弱不支，走不动路，却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这位教授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跪着去伙房。据其室友俞兆远回忆，有一天夜里，沈大文说，他想吃个糜子面饼饼，室友想方设法为他弄来两个，但是次日清晨，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身体已经冰凉。

云南昭通的李曰垓，13岁参加“革命”，16岁被划为“右派”，从1958年元旦过后到1978年底，李曰垓总共度过了20年零8个月的劳改岁月。李曰垓恢复自由后，在网路发表专集《噩梦醒了吗》。他写道：“而且直到今天，我并未得到片言只字的处理通知书，但残忍的无期徒刑待遇却实实在在耗去了我21年的黄金年华。”

李曰垓在2009年表示：“在长达21年至22年黑暗岁月的右派集中营中，精神奴役、人格凌辱、超负荷劳役的摧残、累死、饿死、冻死、捆死、吊死、工伤、殴打致死、分化互残、强迫离婚、逼使自杀等手段在全国各地右派集中营成为普遍现象，整死整残的人数和精神伤害程度超过德国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多少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世界历史考证的严峻课题。”

反右 约四百六十多万人受害

根据官方公布，有公职的右派552,973人，1979年‘改正’了的552,877人，整错的比率竟高达99.98%，而又故意留下96人不予改正，用以维持反右总指挥1979年讲的那句‘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荒唐逻辑不准反驳。但这96人究竟有何滔天之罪，又不敢向国人公布。

另据2006年第1期《争鸣》杂志和网上披露：1958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战果是‘打出’右派3,178,470人，其中右派集团22,071个，党员右派278,932人，高教教职工右派36,428人，在校大学生右派20,745人，另有中右分子1,437,562人不在上述右派之内。这样，“反右”残害的总人数达到4,616,032人。

历史不该掩盖，更不该遗忘。从这些令人发指的史实，我们看到共产党在反右政治运动中，居然先自己制造敌人，把无数对中共赤胆忠诚的人打成右派，而后以残忍的方式消灭这些“右派分子”的精神人格甚至肉身生命，令中国人对中共产生一种无以言喻的恐惧，甘愿成为共产党的驯服工具，一遇到政治运动，就跟着共产党跑，党说斗谁就斗谁，丧失基本人性，什么温暖、同情、正义、良知甚至亲情，统统都被抛弃，这样的“人”实已不配为人！这也是共产党害中国人至深之处。

注：
[1] 何清涟，《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页58，香港：博大出版社，2004

[2] 何清涟，《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页59，香港：博大出版社，2004

[3]《【秘档】反右运动之一：引蛇出洞》http://www.epochtimes.com/gb/17/6/19/n9281664.htm

[4]《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欺骗（2）反右阳谋》http://www.epochtimes.com/gb/17/7/11/n9379204.htm

[5]《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欺骗（2）反右阳谋》http://www.epochtimes.com/gb/17/7/11/n9379204.htm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9/10/n107026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