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句名言：“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有人说毛少年时代最爱的小说是《水浒》，可能那上面的打家劫舍，滥杀无辜，无法无天的绿林好汉，在毛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所以远在1927年，毛就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吿》一文中，大声赞美敢在“少奶奶牙床上去打滚”的农村痞子的流氓恶行是“好得很”。而在他进入中南海登上龙位后，对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杀人抢劫的“土改运动”，更是情有独钟，大抓特抓。笔者“生不逢辰”，少年时正遇上这场大灾祸，但也有缘目睹耳闻了这场浩劫的许多情景。虽是冰山之一角，亦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写在这里为历史作点佐证。

本来所谓“土改”，就只是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一次重新分配。是根本用不着流血的。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台湾）都用的是和平的方式，由政府从原先土地拥有者（即中共所谓的“地主”）手中赎买过来后，再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结果皆大欢喜，更不会有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然而毛泽东为了给他窃国夺权披上神圣合法的外衣，硬说这是一场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坚决反对所谓“和平土改的错误倾向”，无中生有地编造什么“地主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种种谎言，神话，人为地煽起仇恨，然后不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还将人家进行生产活动有关工具的如耕牛、农具、种子、肥料之类通通抢走。更要霸占别人的住房，夺走粮食、衣被、金银、玉器、字画、钞票……凡是能吃、能穿、能用、能卖，特别是值钱的东西，通通洗劫一空。这帮痞子流氓对地主及其家人更随意绑、吊、斗、打，强奸、霸占地主家的青年女子，对地主进行人身侮辱，虐待，施以跪石渣，夏日火烤，冬日风吹或冷水浇淋等酷刑。当时中共的所谓“土改工作队”就可批准杀人。这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在穷乡僻壤的农村中，中共煽动一帮游手好闲、又想发财的农村痞子流氓，“合法”地杀人越货，手段残忍，丧尽天良，令人发指。下面是笔者所见所闻之事，挂一漏万，记录在此。

邱国军：枪毙前“十指燃香”

四川高县小寨坝有个地主叫邱国军，家中有几十亩田，被划为地主。又因此人在当地开了一家旅馆，在穷乡僻壤痞子们的眼中，邱国军似乎就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比尔盖茨式的大富豪了，于是逼着他交出浮财金银。他把什么钱都拿出来了，还过不了关，硬说他是“顽抗”。将他绑在树桩上，双手十个指头，全部包上棉花，棉花里浇上桐油。然后引火将棉花点燃。十个指头变成了点燃的“香”。故名“十指燃香”。邱国军凄厉的叫声惨不忍闻，最后痛死在树桩上。死后还要说他“与人民顽抗到底”，死了，也要拉出去“枪毙”一回，以显示土改的威风。

现代版的东郭先生——“范瞎子”

在我的故乡成都市西外，离我家不远的洞子口乡九里堤村，土改中一个姓范的地主，一生勤劳节俭，晚年才挣得几亩田地。此时他己年老体衰，视力极差，人称“范瞎子”。就是这样一个靠勤劳而挣点财产的人，土改一来，也饶不过他。田土全被没收了不说，硬要逼他交出金银“浮财”。他哪有什么金银，交不出来，土改工作队的人便把他交给农民去斗争。这些人在冬天把他全身衣服脱光，跪在“风”谷子的风机面前，几个农村壮汉换班使劲摇动风机，冷风对着他一丝不挂的身上吹。你不交金银，就不停地吹。五十几岁的老人怎么受得了。一天下来便浑身冻得僵硬。回去发高烧死掉了。在斗“范瞎子”时最起劲的就是一个姓彭的单身汉，此人三年前穷得在路旁讨饭，“范瞎子”看见了可怜他，收留他在家作长工，范有个老婆是续娶的，才三十多岁，这个姓彭的便经常与之眉来眼去，是否“红杏出墙”，外人背后议论甚多。到土改时这个姓彭的，成了土改的“积极分子”，他硬是不依不饶，硬要说“范瞎子”藏有金银，最后把“范瞎子”整死了，不几天，范的老婆就和彭睡在一起了。这不知是整“阶级敌人”，还是整“情场敌人”。

女性地主的悲惨：无法叫出名字的酷刑

中国的女人，在战争，祸乱中历来比男人受害更深，受辱更重。而且在受害时往往成为加害者用以糟蹋取乐的对象。据有文字史料的记录，自隋以后就有对女囚犯实施裸刑的记载。所谓“裸刑”就是在处死女囚犯前，将女囚全身脱光，进行凌辱后再进行杀害。如果女囚是反抗当时统治者的政敌，其手段更为残忍下作，如将女囚双乳割去后再加以处死等等。文革中的女高中生李九莲，因“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被处死后，抛于郊野，任人奸尸割去双乳，应是“裸刑”的续篇和姊妹篇吧！

土改中，山乡的痞子们，虽未必读过有关裸刑的史料，但他们对女人身体隐私处的邪恶“性趣”，决不会因不识字而落于人后。所以当女性地主落在他们手上，由他们来“批斗”、处置时，他们绝对不会白白“浪费”这个天赐的“良机”。而且会将其邪恶的兽性发挥到令人难以想像的“高度”！

川南筠连县原沐爱区中心乡，一个三十余岁的李姓女地主（当时中国农村中不少女子只有姓氏而无名），容貌姣好，乡村痞子常对其垂涎三尺，却无计可施。该女自成人后一直信佛，长期素食，不沾荤腥。土改中，几个农村流氓借“斗争地主”之名，对她进行百般侮辱戏弄后，犹觉未能“尽兴”。于是弄来几块肉，叫这女子当众吃下。并且振振有词地说：“现在毛主席，共产党来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准你再吃什么素了，马上给我开荤，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死也不肯吃。先是被拳打脚踢，后又强行把肉往她嘴里塞。刚烈的她，把塞进嘴里的肉吐在了痞子们的身上，脸上。一个流氓兽性大发，抓来一条黄鳝，当众扯下李姓女子的裤子，破口大骂道：“你上面不吃荤，老子给你下面开个荤……”边骂边将黄鳝塞进了李姓女子的阴道！其他几个痞子也帮著作恶扯手按脚。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愤和极度惊恐中被活活弄死。

古代裸刑的威风，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残忍，在这几个流氓痞子的面前，都变得黯然失色了！多么伟大的“土改”，多么伟大的“中国特色”！我无语，更无法叫出这是什么“刑”。

一家母女双双惨死

成都近郊九里堤村有个女地主，人称何二婶，其夫是国民政府的军官，随军去了台湾。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何琳，小女儿叫何娟。何琳的丈夫是国军的飞行员，1949年她随夫去了香港。何娟留在成都当教师，二十出头，尚待字闺中。土改中，村农协会硬说何二婶私藏有金银要她交出来。何二婶跪地叩头求饶，也根本无用。

这时村农会中有个姓姜的农民武装民兵班长，原是个乡村中的小混混痞子。见此情景顿时感到机会来了。他见过何二婶的小女儿何娟，是个身材苗条清秀美丽的姑娘。不过他除了斜起眼睛多看人家几眼，背后说几句下流话过点“嘴巴瘾”以外，就只有在被窝里自己去做点“性幻想”的美梦。但现在自己“翻身”了，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便跑去对土改工作队的人说：“何二婶最爱她的小女儿何娟，何娟在城里教书，只要把何娟抓回来一斗争，何二婶为了疼女儿一定会把什么钱都交了出来。”这土改工作队也是有任务的，如果收缴的地主“浮财”完不成上面下达的任务，不但得不到表扬，提升，还会被批判搞“和平土改”，思想右倾，弄不好自己都得丢饭碗，所以“管他黑猫白猫，只要能把地主的银子弄出来就是好猫”，便同意了这姜痞子的“建议”。

那时要抓一个人，既不需逮捕证，也不要什么传唤证，只消村农协会写张白条盖个农协会的章就行了。姜班长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一个还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的小何老师抓回村里来了。农民协会不过是个群众团体，就像钓鱼协会，登山协会一样，竟然可以抓捕人，这也许又是中国特色吧！何娟被抓回村以后，姜班长和他的几个狐朋狗友，先是逼着她去“劝”她母亲何二婶交出私藏的金银。这金银天上不落，地下不生，没有就是没有，拿什么来交？于是他们就说何娟思想顽固，要来给她“端正一下态度”，也就是斗争她。他们几个人把何娟弄到一间屋里去，对她似乎特别“客气”、“照顾”，既不打，也不捆。几个人你拉一下，我扯一下，这个撞过去，那个抱过来，借口何娟身上藏有金银、钞票，进行“搜身”检查，乘机就在人家身上乱摸乱捏……用尽了猥亵、调戏、侮辱的各种手段。此时何娟这个弱女子，如同一头羊，落在狼群中一样，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答，斗争地主的女儿谁敢来过问？何娟老师不堪凌辱，最后投水自尽。一个有知识的花季少女就这样凋谢了！身后还落得一个“坚持反动立场，自绝于人民”的罪名。何二婶痛断肝肠，几天不吃不喝，终于也随女儿一道去了。土改中整死一个地主比踩死一只蚂蚁还简单。谁也不会来过问，谁也不敢来过问！

“匹夫无罪，怀石其罪”的刘洪发

位于川滇交界的云南省盐津县兴隆乡境内，有一个穷山沟叫龙塘沟。此处真堪称穷山恶水，地瘠人贫。在一条十来里路狭长的地带内，全是斜坡地，田就更少。一亩坡地的玉米产量只有四百来斤，一亩田的黄谷产量不过三百多斤。因为自然条件如此恶劣，就像现在人们常说的是个“不适宜于人居住的地方”。所以稍微经济条件好点的人都不在那里居住。几个拥有一点土地的人，都搬到邻近的四川省境内居住，把田土租给当地的农民耕种。在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当时所谓的地主收取租金，只收秋天一季，而且只收田内之租，其余土内的粮食、蔬菜、山林、以及春、夏二季的收成，全归农民所有，地主分文不沾。比起“我党”的“人民公社”收了几十年的“公粮，统购，八大提留”，地主收的那点租，还不及这些苛捐杂税的一半。现在的青年人根本不知这些历史的真相，反而相信了什么“农民一年累到头，收成全归了地主”的胡说八道。

正因为如此，所以龙塘沟当地农民只在秋天才看见田土主人来，收了租金就走了，因而这些所谓的“地主”究竟家住何处，农民都不清楚。开始土改后，住在四川的地主，当然不会再回云南的龙塘沟去收租了。何况当地交通极端不便，资讯闭塞，那年代更不可能有手机号码联系或E-mail邮址可查。而这些所谓的地主，都是些只有薄田数亩的升斗小民，且跨省而居，混入茫茫人海，你上哪里查去？但土改是政治任务，抓不出地主来打倒，斗争，那不成了“和平土改”？那岂不成了天大的政治错误？

政治运动的厉害，就在于它可以“搜索”出斗争的物件，“制造”出革命的“敌人”。于是经过当地土改工作组深入发动群众，排查摸底，对比分析等一系列“艰苦扎实”的工作，终于在当地普遍穷困的农民中，发现了一个“阶级敌人”——地主。

此人名叫刘洪发，时年约四十来岁，他家祖上遗留给他有几亩斜坡山地，每年可收玉米约2,000市斤；另有一点水田，每年可收稻谷约300市斤。刘洪发一家五口人，有几间破草房，又矮又烂，恰似元曲中唱的“青山正补墙头缺，绿树偏宜屋上遮”，四面透风，夏暖冬凉的样儿。就这么一个穷人，只因祖上给他留下了几亩田土的“罪恶”财产，虽然刘洪发一家自耕自种，但比起当地那些无田无地者，也就成了“鹤立鸡群”的“拔尖”人物了。于是一下子划成了“地主”！

下面就不用说了，没收土地、耕牛、农具，还要勒令他交出金银浮财。我的天，他哪里有什么金银！？于是被视为不老实，抗拒从严，捆、斗、打、吊，诸刑伺候。整了十多天，活活被打死，死时还捆吊在树上。

呜呼！“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固已冤枉至极。而刘洪发“怀”中的根本不是“璧”，只是一块破石头，却招来杀身之祸。恐怕从今而后，中国的成语都得修改为匹夫无罪，怀“石”其罪了，真是令人欲哭无泪的黑色幽默！

佛门经典中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禅语，体现的是悲悯的博大胸襟。而刘洪发遇到的却是“你不当替死鬼，谁当替死鬼”，这大概体现的是革命政治运动的伟大吧！

农民、地主两败俱伤的结局

时至今日，那些犯下令人发指罪行的作恶者。还未看见有谁因此而受到过什么惩处。所以后来文革中，才会出现把“阶级敌人”宰杀来吃掉的名符其实的“吃人”惨剧，才会有对“黑五类”灭门、屠婴的惊人暴行。

这场土改在党的教唆领导下，通过痞子们的“努力”，彻底摧毁消灭了中国农村中的精英——乡绅阶层，用粗俗的痞子文化取代了士绅文化，也把大量的民间财富搜刮一空，其中90%以上都流入党国官府手中，少数残汤剩菜如衣被，农具，日用品等物，农民也确实得到了一些好处。尤其是农民按人分得了田土，还郑重其事地颁发了所谓“田契”（也就是土地所有证）给农民。上面盖有鲜红的官印。并说：“这田土就永远归你所有了，这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啊！”许多农民真是感动得痛哭流涕，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但他们哪里知道，这是毛太祖欲擒故纵，欲取先予的“伟大战略部署”。还没等农民高兴完，农业合作化运动便接踵而至，不过五、六年时间，“人民公社”手段更加厉害，不仅将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甚至锅盆碗盏都一下全收归“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党国所有了。什么“田契”，废纸一张！农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农奴。农民才如梦初醒，但一切都晚了。1959至1961年间，中国农民被活活饿死三千多万。刘少奇也急得向毛泽东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啊！”我当时亲耳听见一个农民愤怒地骂道：“我们现在穷得来仰起睡，还有条球（指男性生殖器），趴着睡，球都没一条！”话是粗俗了点，但却不是假话。

就这样，以“土改”的名义，共产党将土地从地主手中夺走，很快便消灭了私有制，使中国农村陷入长期的贫困，但共产党还要饿著肚子的农民对它感恩戴德，通过忆苦思甜来“控诉”旧社会地主的“剥削”罪恶，但是，人们对剥削的理解，却是在“新社会”建立起来的，毛泽东一边让农民饿肚子，一边在全国各地修建行宫，勒紧腰带大建军工企业，这些企业后来大都被废弃在山沟里。

就是在今天，当山西的黑砖窑奴工事件被曝光而震惊世界之时，人们同样可以见识真正的剥削，接着又是更加震憾人心的东莞童奴工。那些既是地主，资本家，又是村官，地方官的黑奴主，其剥削之残酷，手段之凶狠，顿令“万恶的旧社会”也黯然失色，而且，正是“低人权”的优势，撑起了所谓的中国制造，“新中国”的工人连组建工会的权利都没有，更不要提什么农会。此时人们才明白，所谓的周扒皮、黄世仁以及与之对应的高玉宝、喜儿，过去仅是政治宣传中，文人的妙笔生花的“硕果”，现实中反倒比比皆是。让我们来读读一个有良心的中国诗人的这首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谁云多难便兴邦？邑有流亡叹小康。
遍野尽哀高玉宝，岂因一个世仁黄。
红包续得红旗谱，白骨堆高白玉堂。
五十八年夸解放，黑窑奴在黑工厂。

——原载：议报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8/17/n106453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