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1923年就加入中共，资格仅次于毛泽东、董必武等中共一大代表。其在抗战之后的国共战争中担任东北局书记，为共产党夺下东三省进而占领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毛泽东认为不堪重用后的1966年5月，毛放出豪言：“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他。”

长期主持北方局工作

彭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9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一共坐了6年牢，在中共领导人中算是绝无仅有的，一直到1935年才出狱。1937年彭真到达延安，和杨尚昆一起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

彭真主持北方局工作时，已经显示出其对于规章制度的敏感。当时彭真根据北方局的意见，出面解决从敌人监狱中出来的共产党员之间因是否写过悔过书而发生的争执。当时一部分党员按照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为了尽快出狱参加抗日斗争，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写了悔过书，另一部分党员则是由组织营救出来的，这两部分人出狱之后，后者认为不能再承认前者为党员，而前者则指责后者违反组织纪律，应该处分他们。彭真出面解释说党的负责人没有权利写悔过书，但是前者这样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是由刘少奇报告中央同意签发的，这样才平息了事端，而事后这两部分人都恢复了党籍。

彭真主持北方局时另外一件值得记述的事是中共中央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十二月会议，当时该方针由王明提出，刘少奇、彭德怀负责向彭真传达该会议精神。彭真找到刘少奇、任弼时问：“怎么领导权也不要了，大革命失败了不就是因为不要领导权么？”刘少奇说：“谁说不要了。叫你不要说嘛！”从这一对话至少可以得出两个信息，第一，当时毛泽东和王明路线之争的矛盾已经公开化；第二，毛泽东和刘少奇开始结盟，王明即将被扳倒。

而彭真立即心领神会，在华北军分扩大会议上强调：“党要避免犯错误，就要集体领导。”而彭真和邓小平向下传达该精神时下面也有议论，彭真和邓小平商量后决定召开小范围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专门讲了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彭真的讲话稿事先经过邓小平过目，会议之后彭真立即将其焚烧。彭真后来还和聂荣臻商量，也专门开了个小会，专讲领导权问题。

积极参与抢占东北

中共七大闭幕之后，放在眼前的就是抗战即将胜利以及抗战胜利后如何和国民党夺天下的问题。毛泽东离开延安去重庆谈判之前，和刘少奇谈了一夜，话题不外乎内战之后占领东北的问题。毛泽东离开延安之后，彭真在中央党校主持首批出发去东北工作的干部送行会。刘少奇在会上提出：“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东北）……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彭真年谱》毫不掩饰地记述：“为了抢占东北，中共中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对于东北工作的部署，接连发出令各地速派干部和军队赴东北的指示。”

但是彭真前往东北主持工作之时，国共两党还未正式撕破脸，依旧打打谈谈、谈谈打打。1945年11月，刘少奇致电彭真，命令彭真放弃占领东北大城市的策略，指示彭真先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依据情况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林彪随后致电彭真，建议东北根据地的中心应该在沈阳、哈尔滨一线以东，以延吉、临江、通化为巩固后方。该年年底，东北军政大学成立，林彪任校长，彭真任政治委员。

紧跟毛泽东的步伐

东北大局底定之后，彭真回到中央工作，但是很快被派往北平主持工作。此时的彭真紧跟毛泽东的步伐，1948年11月，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朱德、彭真等人，提议在军委全衔中加上革命二字，青年团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彭真次日提出建议，认为马列主义要写上，毛泽东思想也要写上。彭真列举了一大堆理由，最后总结认为，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写明有好处。

一直到建国后，彭真紧跟毛的步伐，“大跃进”同样如此。毛在1957年有意退居二线，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大跃进”开始时的1959年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毛深感大权旁落，曾经在“文革”中说：“1959年之后，邓小平没找我商量过一件事情。”这样的抱怨彭真在1959年便有所察觉，他在主持中央书记处第157次会议时指出，书记处的工作就是给政治局做秘书，现在毛主席感到情况摸不清，有苦闷，要解决封锁的问题。今年主席66岁，要逼他看那么多东西，要书记处干什么？彭真同时认为，书记处和毛主席“通风”还不够，必须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考虑，分工主管的人有问题要随时找毛主席谈。11月9日、10日彭真在主持书记处第160次会议时强调：毛主席嗅觉灵敏，一回到北京就感到不舒服，所以北京市委要把（整风反右倾）运动搞透，把“司令部参谋部搞好”。

被毛泽东认为不堪重用

但是很快大饥荒来临，“大跃进”再也无法收场，彭真和林彪一样，再次为毛保驾护航。彭真虽然也谈到过“大跃进”的工作失误，但是更多的是讲天灾。七千人大会前彭真致信毛泽东，信中附上光绪二年至四年山西南部地区发生灾荒情况的材料《光绪三年景录》，信中说：“在这三年灾荒中，晋南有的县死人在三分之二以上”，认为困难主要是由天灾造成的，并且说明大灾之年饿死人难以避免，但是彭真在发言时认为“我们的错误，这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其他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邓小平立刻拉着彭真去毛主席那，毛泽东当场检讨，刘少奇随后步步紧逼，认为许多“省市认为错误在中央，但是不敢讲，现在有人敢讲，就是提高”，刘少奇继而认定三年灾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就在毛泽东遭遇党内危机时，林彪挺身而出，为毛辩护，认为错误的造成“恰恰是由于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林彪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许，带头鼓掌，同时希望林彪把讲话整理出来。毛泽东同时转向刘少奇，认为刘少奇报告也应该整理，否则“口说无凭”，毛刘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化。也就是此时，毛泽东认为彭真不堪重用，决定将其和刘少奇一起打倒，彭真见毛泽东的次数从七千人大会之后，急剧下滑。

魔窟内讧 大难临头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对彭真始终有保留，但是表面上保持对彭真的客气和友好，而毛对于彭真，也不时敲打，以示威严。“文革”尚未开始时的《海瑞罢官》案，彭真便已经感觉到了危机的来临，当时《光明日报》将《海瑞罢官》案的情况简报刊登了吴晗对于姚文元批判的回应，当时毛泽东尚在外地，在简报中批示：“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当时毛泽东在上海目睹全国各地报纸都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便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此时彭真即便再愚钝，也知道酿成大错。

也就是在《海瑞罢官》案尚未结束的1965年年底，彭真应邀到毛泽东处单独谈话，毛泽东告知彭真：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作政治结论，还进一步提到调查罗瑞卿的事情，要彭真回北京后找公安部和中央军委谈，注意地下活动，并且说：在党内军内永远不允许搞地下活动。毛泽东此举，显然是在迷惑彭真，让彭真误认为毛依旧把彭真当“自己人”。次年毛泽东将彭真和罗瑞卿一起打倒，充分显示出毛泽东过人的政治手腕。果不其然，1966年5月，毛放出豪言：“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他。”

而饶有兴味的是，彭真一直到1966年1月，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大难临头。他在这年1月9日的公安部党组会议上，还在讲话中要求贯彻毛主席不准搞“地下活动”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党内不准搞侦查，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搞的，党内永远不搞窃听器之类的东西，一万年不搞，就是不开这个例子。”彭真讲这些话，很明显在呼应毛泽东。

在共产党的监狱中思考如何健全法制

彭真被逮捕之后，充分显示出其在国民党大狱中锻练出来的斗争经验。有一次彭真专案组审讯彭真，看守拿来一副手铐要给他带，彭真立刻发怒说：“你们知道这叫什么？这叫械具！械具是干什么用的？一是为了防止犯人逃跑，二是为了防止犯人重新犯罪。懂吗？现在我整天关在这个小屋里，夜里翻身都要向你们报告，我能逃跑吗？我能犯罪么？简直是胡闹！”彭真同时质问：“谁让你们给我戴的？是毛主席还是周总理？”看守人员无言以对，默默走开，彭真直到出狱，也没有戴过一次手铐。

同时彭真也凭借多年分管政法工作的经验，深知专案组把问题说得越大、越严重，就越能说明他们手头没有材料，因此他除了应付专案组成员之外，认真系统地读了马列著作和毛选，他在监狱中思考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健全社会法治。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彭真从广播和报纸上发现陈伯达的名字消失了，果不其然1971年过年后彭真得到了党内批陈整风的消息，同年10月，彭真发现报纸上林彪的名字也消失了，后来在女儿探监时知道了“九一三事件”。

“文革”之后的彭真，痛定思痛，大力推动国家立法，建设法治社会，曾经连续在三个月出台了七部法律。1981年彭真讬人转告叶剑英，自己拟辞去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理由是首先立法和司法最好分开，二是政法口各部由国务院直接管理比较方便，同时彭真在审判江青案和林彪案之时，也郑重提出要按司法程序审理，首先由公安部预审，然后检察院起诉，最后法院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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