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中共金融政策是失败的，本文综合相关学术研究，概述其十大表现。

金融危机是中共的心腹大患。2017年中共“十九大”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2023年10月底，中共召开首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升级）。今年1月，“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第一次成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主题。2月，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突然下台，换上以监管严厉闻名的吴清。4月12日，推出资本市场的第三个“国九条”（前两个分别于2004年、2014年出台）。7月，中共要开推迟已久的“三中全会”，金融必然是主要话题之一。

不过，虽然中共动作频频，但却无法“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其一，过度金融化

由于中共“改革开发”的内在缺陷，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坏”的市场经济，其中包括“过度金融化”。一方面，央行统计，2023年末中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461.09万亿元，是该年GDP（126万亿）的3.66倍，增长率9.9%也远超GDP增长率（5.2%）；也就是说，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金融资产规模和增长速度脱离了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8%左右（2023年1—9月达到了8.7%），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比重仅4.8%，欧盟成员国平均比重仅3.8%，也高于世界第一金融大国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实体经济获取金融服务所付出的成本，占比畸高显示中国经济出现“脱实向虚”且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向金融业倾斜。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总体过度金融化（投机过度），但也同时存在实体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不足问题（如投融资渠道不畅，各类生产要素缺乏流动性，缺乏定价标准，缺乏完整统一的交易市场等等）。

其二，直接融资占比下降，间接融资占比上升，金融风险向银行集中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大体分为以美国、英国为典型的市场主导型，和以德国、日本为典型的银行主导型。不过，从金融演进的规律来看，任何一个金融体系在发展初期都是银行扮演主导角色，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复杂化，金融结构也逐渐由银行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当前德国的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部门金融资产的比例已经与英美基本一致，日本的贷款占比也处于持续下降的过程中，已经接近英美两国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2021年末贷款余额较2007年末年均增长25.6%，与GDP之比为173.6%，较2007年末上升了61个百分点。2021年末，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证券资产与GDP之比为126%，较2007年末下降34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债务驱动的，而主体就是银行放贷，经济不好的时候要银行增发贷款去刺激投资，大量的系统风险让银行承担。当前中国的银行业处境非常艰难，坏帐率极高（官方数据没人相信）。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目标模式究竟是什么？有论者提出，中国模式不仅依赖于银行所提供的大量信贷资金对整个经济稳定运行的支持，而且需要资本市场风险分散机制下的投融资功能对科技创新的推动。可如何设计和执行路线图呢？

其三，互联网金融被否定，“金融创新”基本失败

2012年，恰值习近平上台，世界银行与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报告，认为“中国现已到达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建议转变发展与增长模式。报告结论的中心内容是“中国需要推进国内金融基础的现代化，在各级政府建立一个公共金融体系，这个体系具有透明度和可问责性，在更精简、更强有力的机构监管下运作，协助为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议程提供融资。”中共当局也鼓励金融创新，强调互联网+，互联网金融一度风生水起。马云放话，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但是，“金融创新”也带来众多金融乱象。以2020年11月蚂蚁上市被紧急叫停事件为标志，当局对互联网金融的政策逆转，不赞成把互联网金融作为投资业态存在，因为害怕风险，互联网技术没有防风险功能。此外，中共还全面禁止虚拟货币交易。一度高调的“金融创新”带给中国更多的是一地鸡毛，最突出的是P2P。

其四，P2P清零，金融难民无数

P2P（peer to peer lending）是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借助网络信贷平台，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的人群。中国P2P萌芽于2007年前后，2011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截至2015年12月底，P2P行业运营平台达2595家，全年问题平台896家，全年成交量9823.04亿元，行业贷款余额4394.61亿元，平均借款期限6.81个月，行业投资人数与借款人数分别为586万人和285万人，人均投资金额和人均借款金额分别达7.5万元和15.42万元。但这时P2P平台频繁爆雷，行业规模急剧萎缩，开始走下坡路。2018年银保监会将P2P纳入监管的范畴当中。2019年，全国已有九个省市对辖内网贷机构的P2P业务进行清退取缔。2020年11月中旬，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完全归零。但是，截至2020年6月，网贷平台“还有出借人的8000多亿元没有回收”，金融难民无数，当局却不了了之，后遗症巨大。

其五，地方金融乱象纷飞，当局被迫重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

中共强调金融管理是中央事权、党中央对金融事业集中统一领导。但地方发展需要本地金融支持。2002年上海成立全国首个省级金融办，之后十年全国31个省级政府都成立了金融办。金融办的定位是服务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协调金融资源，向地方政府负责，按照地方要求工作。中央做了一定妥协，划归地方监管“7+4”地方金融组织。其中“7”是指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4”是指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等。但事实上，地方金融监管流于形式，造成地方金融乱象纷飞。在巨大压力下，2023年当局提出重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方案：“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一个突出的例子，十年前地方金融交易所野蛮成长，甚至一个省云集数家地方金交所；如今，全面清退的大幕开启。但是，数量超3万家的“7+4”地方金融组织如何监管，仍是一道难题。

其六，高风险的村镇银行

2022年，河南4家村镇银行在几乎同一时间毫无预警地关闭线上取款和转账渠道，使到储户无法提取存款。中共银保监会表示，该案起因于银行股东内外勾结。该事件涉及数百亿元人民币资金和四十万储户。储户至今仍在组织数次维权和抗议活动，影响广泛。此事件表征着村镇银行的生存困境。2006年末原银监会在六个省（区）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试点，当初是为了支持“新农村”建设以及扶持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不过设立村镇银行的这个逻辑比较牵强，因为原来农村信用社的定位就是为“农业、农民、农村”服务，为社员之间融通资金服务。但村镇银行设立门槛非常低，而且对所有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都放开，它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到2021年已经有1600多家村镇银行，基本上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可是，村镇银行的问题非常多、风险非常大。央行统计，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有122家村镇银行被列为高风险机构，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29%左右。华安证券研究报告显示，村镇银行2020年不良贷款率高达4%，远高于其它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被认为是中国金融机构中最脆弱一环。另一方面，截止到2021年底，全国农村商业银行1596家、农村信用社577家，两个加起来已经超过村镇银行了，而且服务对象和定位几乎一模一样，但农信社历史更悠久、根基更深。这些都使村镇银行存在的必要性大受质疑。

其七，外汇领域的三大问题

第一，中共长期囤积外汇，拥有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包括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然而，俄乌战争爆发72小时内，美国就冻结了俄罗斯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如果中美冲突或战争，中国外汇储备和海外资产的安全大成问题。1950年12月初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中共则努力从西方国家“抢运”“抢购”物资，到1951年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法案时，中共已经把积存的外汇全部用出。今非昔比，这种幸运不会再度光临中共。第二，尽管年年经常项目顺差，但2014年以来，中国海外净资产总是2万多亿美元，累积的经常项目顺差到哪去了？中国虽是全球第三大净债权国，但中国的投资收益是负的，2022年中国投资收益逆差就达2031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借钱给他国反而还要倒付利息。这与美日形成鲜明对比。第三，“汇率超调风险”。2015年汇改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三次“破7”，几个月就回到7以下；但2023年5月“破7”后就常态化了，人民币汇率走向让人提心吊胆。

其八，股市五十多次的“三千点保卫战”

A股被称为“垃圾股市”。不仅没有办法把最好的企业做IPO，上市之后还把好企业变成坏企业，股市称为上市公司的提款机。各国股市都是本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股市不是。自2007年以来，上市公司超过5000家，市值规模超过80万亿（世界第二），但上证指数就是在3000点长期浮动，“三千点保卫战”发生了几十次，甚至2024年1月18日、22日，沪指两度跌破2800点。当局推出的全面注册制改革，没有配套制度跟进，走向反面，导致A股一下多了1000多家上市公司。今年4月，当局推出新“国九条”。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必须重塑基本制度上，调整利益格局，根本性改变现行的经济政策，奉行“竞争中性”理念。可等于要革当局的命。

其九，债市问题重重

第一，债市分割。1981年国库券第一次发行，拉开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序幕。目前债市总规模超100万亿元（世界第二），但却割裂为银行间、交易所、柜台交易等市场。统一债券市场迄今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第二，流动性低。长期以来，中国债券市场换手率（交易量/托管量）基本维持在250%—300%之间，国债换手率则稳定在200%左右，而发达国家普遍在1000%以上。市场不活跃，难以有效地在交易中发现债券的合理价格、准确定价。这也决定了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编制不够成熟、应用不够广泛。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市场基础与发达市场相比差距甚大。第三，债券评级不可靠、可信。特别是近两年AAA级等高信用等级债券“爆雷”，令行业公信力大受质疑。第四，中国债券大多被金融机构购买并持有（占比长期保持在65%以上），致使债券市场较难发挥其提高市场化水平的功能，而且扭曲了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并且，发生在债券市场上的风险和发生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内的风险可能相互外溢。第五，对实体企业支持力度低。截至2023年末，债券市场信用债余额为46.3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公司债合计为13.3万亿元，占比仅为28.78%，且企业债主要以城投债为主，据华福证券研报数据，民企债存续规模占比仅为3.94%。甚至，民企净融资规模连续多年为负，2021—2023三年约-6000亿。

其十，金融体系低能，金融腐败猖獗，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金融的一大功能就是实现资金融通，但据中共央行的数据，从2020年初到2024年1月，住户存款共增加58.24万亿元，其中82%是定期存款，这四年新增存款总额相当于2009年到2019年总和；住户存款余额在最近4年也保持增长，从2020年底的152.84万亿元增长到2023底年的196.93万亿元，增长了32.4%。可见，中国金融系统将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资金的效能太低（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其次，中国金融系统的腐败触目惊心。仅从当局金融反腐来看，2022年70余名被查；2023年超过100名，涉及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银行系统被查干部占近七成，其中五大国有行被调查干部达36名；进入2024年，各级金融机构官员密集落马。金融腐败极大推高了金融风险。总体上看，中国金融体系低能，叠加金融腐败，再加上经济大盘动摇、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而当局缺乏有效应对，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越来越大。

结语

中国金融体系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极端的银行导向（金融机构资产中银行资产占比超过90%）；第二，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相对封闭。这就决定了中共的金融政策对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影响无与伦比。但是，中共政局向左转也使其金融政策日益僵化、丧失现实应对能力，导致中国金融业向危机奔去。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5/4/n1424069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