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冷血的杀戮机器

90年代以后，更多资料显示，有越来越多的亲历者打破沉默，揭露切·格瓦拉光环背后的黑暗真相。

杀人如喝粥般轻易

移居美国迈阿密的卢西安诺·梅第纳曾是菲·卡斯特罗的贴身通讯员，他形容格瓦拉“杀人就如喝粥一样轻易”。 他回忆说，1958年格瓦拉领着他们冲进一个咖啡种植园，说农场主朱安是旧政府的暗探，其实朱安只是嚷嚷了几句不赞成革命的话而已。格瓦拉就当着朱安妻子和3个幼儿的面，把朱安枪毙了。那一带共有15人像朱安一样死在格瓦拉手下。

“如果你怀疑你身边的人，先杀了他再说。有疑点，就干掉他！ ”这就是真实的格瓦拉。1957年格瓦拉怀疑一名叫欧蒂米奥的游击队员向敌人透露消息，“我用32口径的手枪解决了这个麻烦……现在，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了。” 接着格瓦拉又把枪对准一个乡下人，只因他为欧蒂米奥求情。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坐在篝火旁，在心寒胆战的士兵们面前谈笑自若并大段地背诵马列篇章。以实现革命理想为借口为所欲为地杀人，他是个不怕弄脏自己手的人。在1958年尾，他命令他的纵队处死了24个被他怀疑的人。

他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渴望的是敌人的鲜血”，“我得承认，爸爸，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杀人让格瓦拉能产生快感

1959年1月，卡斯特罗性政权建政。格瓦拉担任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对前政府的官员、宪兵、警察和部分商人及记者的处置。格瓦拉动用酷刑，大开杀戒，“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铲除敌人”，他写下了古巴革命和个人历史中最黑暗的一章。

卡瓦尼亚堡监狱大概有800个死囚，挤在只能容下300个人的房间里……牧师沙勿略讲，上诉也没用，格瓦拉一贯维持原判——死刑。“我们称他为屠夫。因为他喜欢杀人！”

对于同情受害人的辩护律师，格瓦拉威胁道：“我不懂你怎么敢对这个人这么热心……我一定要枪毙她……如果任何人为过去的政府说好话，我就大可以把他枪毙！”

一些被处决的男孩还不到17岁，他们是穷孩子，为了军饷而当兵。美国裔古巴作家Fontova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叙述，其中一个跪地一再求饶，这孩子是一位寡妇的独子，他参加巴蒂斯塔的军队，也只是为了挣点钱寄给生病的母亲，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过被杀死的厄运。

“我怎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言犹在耳的是格瓦拉自恋式的表演，“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在铁幕后面”，说这话的也是格瓦拉，而在隐秘鬼祟的幕后，他狰狞凶残的真实面孔，并不缺少目击者和关键证人。

在卡瓦尼亚堡监狱给死囚做临终忏悔的雅维尔神父，1999年后出版了《古巴 1959：死亡走廊》，证实很多人是无辜的。 “切从未打算掩饰其残忍。恰恰相反，人们越是请求切的怜悯，他越是显得残酷。” 雅维尔神父指出， “他完全沉溺于自己的乌托邦幻想中。革命要求他杀人，他就杀人；革命要求他撒谎，他就撒谎。格瓦拉喜欢当着哭泣的母亲的面在电话里命令处死她的儿子；当犯人亲属前来探监时，他会故意要求他们从行刑地点走过，那面墙上满是新鲜的血迹。”

格瓦拉还将自己二楼办公室的一面墙打掉，这样他就能舒服地坐在办公室里，一面喝着美酒、抽着雪茄，一面欣赏血腥的行刑。正如他曾经的朋友所说，杀人让格瓦拉有快感，他把屠杀当作每天生活必须有的佐料。

一位原名叫斯台芬的罗马尼亚记者拜访格瓦拉，正赶上格瓦拉向行刑队下令开枪，看到囚犯抽搐着倒下，血淋淋一片，这位受刺激的记者转身就走，随后写了首诗《我不再歌唱切》。

数百名妇女被枪决，包括孕妇和修女

从1959年1月3日上任到1959年11月26日格瓦拉离开卡瓦尼亚堡监狱为止，古巴档案馆研究院副院长阿芒多·拉戈说，有164人被执行枪决。但更多的没有记录，一般推测，人数应该高达600人。即使格瓦拉不再担任检察长，但他所建立的滥杀系统仍照旧运行。据载，共有219名妇女审判后枪决，其余被处死的妇女则未经审判，甚至包括一位孕妇和两名修女。

建政之初，14000 男人与未成年少男被处死在古巴有一座西班牙人18世纪修建的棱堡，那里的墙壁很厚，1959年初，格瓦拉把它变成了“刑墙”，就像罗伯斯比尔的断头台。反卡斯特罗的流亡者认为被处死的人数总共达17121人，格瓦拉自己承认在“刑墙”至少处死了1500人。

另外，劳尔·卡斯特罗在1959年1月13日一天里就处决了71名被控为巴蒂斯塔的人。古巴档案馆的阿芒多·拉戈说，劳尔·卡斯特直接或间接处决了551人。

建政之初的大屠杀，也不仅仅限于卡瓦尼亚堡监狱以及数十个与之相似的官方死刑场。军队和秘密警察在街头搜索着他们的目标。至1961年，在6400万古巴人中，就有30万人被投入监狱。仅在60年代，古巴14000 男人与未成年少男们被革命当局处死。

格瓦拉宣称：“正义就是复仇！”作为古巴革命政权领导人，他完全无视法律，血腥镇压异己和反抗者, 滥杀无辜。若以百分比计，格瓦拉是古巴史上最大的“杀人机器”之一。

抽犯人血  牟取暴利

格瓦拉不仅以观看行刑杀人为乐事，还活抽犯人鲜血卖到越南牟取暴利。很多被屠杀的人，体内的血液是被抽干的！在格瓦拉的授意下，这些即将被处死的人先被抽出血液，有的人在抽血过程中就血竭而死，有的还有口气，就被抬到刑场上。这些血液被卖到越南，既让古巴有了一定的外汇收入，又支持了越南的“革命事业”。

格瓦拉的卖血行径，从1961年他担任工业部长就已开始，1967年4月7日，美国人权委员会对这一行为发布了一份详细报告。但在此之前，没有引起主流媒体和一般学者的注意。

给人民选择权利等于犯罪

有记者采访时问他，为何古巴不允许信仰自由？格瓦拉答道：“我们拒绝这种自由，因为我们认为革命的第一位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对人民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教育。给人民在正确和错误的意识形态之间徘徊的权利等于犯罪。”

培养仇恨  教唆恐袭

“到他家里去，到他的办公楼去，到他的娱乐场所去…… 我们就是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敌人。” 这个曾扬言想用核弹炸毁纽约城的人，教唆恐袭也是直截了当。“一个年轻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当他把子弹射向敌人的时候……”1967年4月，在和别人谈论作战经验时，格瓦拉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为：“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他反复强调，“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

这样嗜杀又嗜血的魔头，竟被萨特捧为“20世纪的完人”，《时代》杂志把他与特蕾莎修女相提并论，真是笑话！他们颠倒黑白，完全搞反了！

经济革命  民不聊生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问：“谁是经济学家？”走神儿的格瓦拉误听成“谁是共产主义者”，就举起了手。在西班牙语里，“经济学家”（economist）与“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的发音很相近，就这样将错就错，对经济一窍不通的格瓦拉，当上了古巴银行行长。

总之，1959年11月底，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他还先后当上了工业部长、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的掌舵人。

格瓦拉一上任就实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大量土地。将160余家美国企业和古巴民族资本强行收归国有，甚至把哈瓦那街头的理发铺、修鞋铺都迅速国有化。那些懂得经营企业和擅长经商的人才不是挨整就是靠边站，连曾一度支持古巴革命的“红色资本家”也吓得赶快逃亡。

格瓦拉当上古巴银行行长，最惊愕的莫过于他的父亲。家族中有新西班牙总督、殖民地城市创始人、淘金者、寻宝人……就是没有一个是搞经济的。发着共产主义高烧的格瓦拉，力主废除货币，梦想建立“不用钱的文明”，用“精神激励”代替“物质动力”。但是一年后在北京，毛赞赏他：“你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银行行长！”格瓦拉受宠若惊。

在经济领域，格瓦拉去除一切市场机制，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每个企业都在国家的预算之内，都是国家计划下的生产单位。有些生产计划需要经过20多个行政部门审批才能进行，繁文缛节多到窒息，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

格瓦拉一向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他贸然将古巴经济命脉蔗糖业大规模减产，把一半的甘蔗田烧毁，改建炼油、炼钢、发电、水泥等重工业，他不断从苏联和东欧采购各种机器，大量引进并不实用的石油生产设施，也不管古巴没有矿产、连专业人才也没有等情况……一连串的瞎折腾，导致严重的经济紊乱、通货膨胀和物资匮乏，让古巴糖业生产遭遇了灾难性的萎缩，让这个曾是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变成了穷国。

古巴“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没有鸡蛋吃的日子”，儿童缺少面包牛奶，主妇们缺少洗衣粉、食用油和肉制品。卡斯楚不得不宣布，从1962年3月19日起实行严格的配给制，食物和日用品定量供应，凭票才能买到。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把古巴经济拖入泥潭的格瓦拉，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工业化道路失败了。苦不堪言的民众用脚投票，仅1959至1962年，就有30万人逃离古巴。

（未完待续）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2/16/n101493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