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一般情况下，人们很难把饥饿和恐怖联系在一起。然而，当你看过本文呈现的“极限饥饿”下的人群肉体与灵魂的惨况，你就会相信，原来，饥饿同样可能是“成人慎入”、“少儿不宜”的超级恐怖。

“死营”夹边沟

夹边沟，位于甘肃省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地处祁连山下的荒漠戈壁之中。这里夏天酷热，最高温度可达50多摄氏度，冬天奇寒，最低温度将近零下30度。有限的农田重度盐碱化，全年几乎无降水，主要植物为旱不死吹不折的芦草。夹边沟的生态记录告诉我们：这里根本“不宜人居”！

1957年4月，因为政治运动的需要，原夹边沟农场改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开始收容甘肃省“大鸣大放”期间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

当初，这个小型农场的设计规模是接纳五百名劳改人员。《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三千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关在这里。右派们做梦也想不到，一进夹边沟，就像进了鬼门关，血色黄昏与死神一起，终于降临了——

仅仅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奴役劳累史；而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纯粹是三千右派的饥饿死亡史。在求生的渴望中，他们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或许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两千五百人成了饿殍！埋尸队忙不过来，将尸体草草掩埋，大风一刮，尸骨裸露于荒漠，至今无法认领……

极限饥饿下的灵与肉

人是万物之灵。人的道德、人的尊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然而，在夹边沟的极限饥饿下，却出现了好人学会了偷，人与老鼠抢食，人与猪同食，生吃牛肉，偷吃活羊内脏，吃粪便，甚至活人吃死人……

据幸存右派的讲述和杨显惠的调查，他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借此活命。1958年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不足7两，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不期而至，一批体弱不支者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少数老弱病残外，全部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恶劣，两千多名右派就打回原始人，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自此，死营右派们的活法儿，令人瞠目结舌、不寒而栗。

夹边沟的要命之处，除去超强的劳累和寒冷，更要命的是饥饿。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老右们就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一切可能保存热量，等待下顿糊糊汤到来。
如果还有点儿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洞，鼠口夺粮；偶尔看到晰蜴，抓住烧煮而食，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人吃树叶草籽，很容易胀肚和便秘，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儿，撅着屁股，相互配合着抠粪蛋。

人人皆知傅作义，却少有人知道傅作恭。傅作恭是国民党叛将傅作义的堂弟。他是留美博士、水利专家。中共建政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长，写信叫弟弟回来为国效力。傅作恭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和前程，欣然从命。

1953年2月，傅作恭任甘肃省水利厅总工程师。当时，甘肃省准备上马引洮工程，傅作恭经过考察，认为当时甘肃经济、物质、技术尚不具备上马条件。

以张仲良为首的中共甘肃省委，认为傅作恭的意见是阶级敌人向党进攻，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

1960年冬天，饥饿到极限的傅作恭为了活命，支撑着来到场部的猪圈边，想找点猪食吃，却一头扎倒再没起来，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就在这年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的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于是，出现了最为惨烈的一幕：活人吃死人。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他们就划开胸腔，取出内脏……

极限饥饿，逼着人捉摸出不可思议的偷食绝技。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羊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这种偷技的精绝之处在于，羊当天看着没事，第二天才会死掉。

极限饥饿，催生出极限暴食。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等人，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得两眼发绿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偷偷把一麻袋洋芋煮熟，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吃个精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下，活活撑胀而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泻，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顾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因为极限饥饿，右派攻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科研课题“烧骨取食”——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在极限饥饿摧残下的肉体，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一位幸存的右派回忆道：“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待续）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3/14/n102172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