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29）
作者：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 。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7. 强制集体化和去富农化

对新近获得的档案的最新研究证实，农村的强制集体化实际上是一场由苏维埃政权向小农群体宣布开打的战争。超过200万农民被放逐（仅1930年至1931年就有180万人），600万人死于饥饿，数十万人直接因放逐而致死。不过，这些数字并不能完全展示这场人类悲剧的规模。这场战争远不限于1929~1930年的冬天。它一直拖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并在1932年和1933年达到高峰，其标志是当局为打破农民的抵抗而蓄意制造的可怕饥荒。对农民所使用的暴力，经试验有效，后来被当局用于对付其它社会群体。在这方面，它标志着斯大林式恐怖的发展中决定性的一步。

1929年11月，在给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一份报告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宣称：“在我们的计划中，集体化的速度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还有11月、12月、1月、2月和3月，共四个半月的时间。期间，若帝国主义者不正面攻击我们，我们就能在经济和集体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突破。”该委员会赞同加快集体化步伐的决定。一个委员会制定了一份新的时间表。它被乐观地修改了几次，之后于1930年1月5日正式公布。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要在1930年秋季之前完全集体化，其它粮食产区则在一年以后。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要求“根除所有富农倾向，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由莫洛托夫掌管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会，负责推行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一切措施。该委员会定义了三类富农：那些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要被逮捕并移送格别乌的劳改营，或者若表现出任何抵制的迹象，就要被处决。他们的家人要被放逐，其财产都要被充公。第二类富农，被定义为“表现出不太积极的反对态度，但尽管如此，仍是有动摇政权之天生倾向的最大剥削者”。他们要被逮捕，并与其家人一起被放逐到该国遥远的地区。第三类富农，被列为忠于政权者，要被正式移送至他们居住的县之周边地区，“在集体化区域之外，在需要改善的土地上。”该法令还规定，“将在接下来四个月内变卖的富农农场数量……应当在农场总数的3%和5%之间”，该数字被用作去富农化运动规模的通用指南。

行动由一个三人小组在每个县进行协调，由各个去富农化特别委员会和大队在公众中实施。这个三人小组由当地党委第一书记、当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当地格别乌头目组成。第一类富农的名单，要由秘密警察自己拟定。根据政治局的指导方针，该名单要包含约6万名户主。其他两类富农的名单，在当地村庄活跃分子的推荐下就地制定。斯大林最亲密的顾问之一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解释了这些“活跃分子”的真实身份：“因为这些村庄里几乎没有党的活动分子，我们一般在村里安插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并迫使两三个贫农同他合作。正是这个aktiv（活动分子基层组织），亲自开展了村里一切集体化和去富农化事务。”他们的指示相当明确：他们要尽可能多地将农场集体化，且将逮捕任何抗拒者，并把其称作“富农”。

这些做法自然为各种滥权和算旧账行为敞开了大门。而且关于富农分类的棘手问题也被提出。党为此制定了标准，其中考虑了经济学家和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无数报告，但在1930年1月和2月的推行中，却几乎无法实施，因为不断增长的税收令所有以前富有的农民变得贫穷。在缺乏财富外在表征的情况下，那些委员会不得不依靠农村苏维埃保存的、过时且经常不完整的纳税申报表，以及格别乌提供的信息和邻居们的告发。这些邻居被获得财富的可能性所诱惑。精确而详细的清单被制定出来，但去富农化大队却没有按其指示为集体农场征收财物。在实践中，他们遵循的座右铭似乎是“吃、喝、玩乐，因为这一切都属于我们”。根据一份来自斯摩棱斯克的格别乌报告，“这些大队从富有的农民那里拿走其冬装、缓和的内衣，尤其是鞋子。他们让这些富农站着只穿内衣，而拿走了一切，甚至是旧橡胶袜子、女装、价值不超过50戈比（Kopek，译者注：苏联货币单位，100戈比=1卢布）的茶、水壶和扑克……大队没收了一切，甚至是婴儿头底下的枕头、家里锅中炖的菜。他们把炖菜涂抹在他们已砸碎的肖像上。”去富农化的财产常常直接被掠夺，或被去富农化大队以荒唐价格拍卖：60戈比买下各木屋，15戈比买下各牛只。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县有80%到90%的去富农化进程受害者是中农（serednyaki），也就不足为奇了。大队必须完成所要求的定额，如有可能，就超额完成。农民们被捕并被放逐，因为他们在市场上卖了粮食，或者在1925年或1926年雇了一个人帮忙把庄稼收割回来，或者拥有两个俄式茶壶，或者在1929年9月杀了一头猪，“为的是自己把它吃掉，从而防止其被社会主义式占有。”农民们被以“参与商业活动”为由逮捕。当时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出售自己生产的东西。一位农民被放逐，借口是其叔叔曾是沙皇军官；另一位农民被称为富农，原因是他“去教堂太多”。但通常来说，人们被划为富农，只是因为他们抵制集体化。有时，去富农化大队混乱到了极致，达到近乎滑稽的地步：例如，在乌克兰一个城市，一位中农、去富农化大队的成员，其本人就被另一大队的一名成员逮捕。当时，此大队正在该市的另一边执行任务。

在第一阶段，一些人被允许算旧账或很直接地参与抢掠。此后，各农村公社开始强化其对去富农化和集体化的态度。1930年1月，格别乌记录了402起反对去富农化和集体化的起义和大规模农民示威，2月记录了1,048起，3月记录了6,528起。

这种大规模且非常出乎意料的抵抗，促使政府短暂更改了其计划。1930年3月2日，所有的苏联报纸都刊登了斯大林的知名文章《被胜利冲昏头脑》（Dizzy with Success）。文章谴责“对自愿集体化原则的无数滥用行为”，并把集体化和去富农化的暴行归咎于“陶醉在成功之中”的当地头目。此文的影响很直接：仅在3月份就有超过500万农民离开了集体农场。骚乱和动荡随即骤然爆发。它们与原物主常常暴力地盗取工具和牛只有关。整个3月份，中央当局每天都收到格别乌关于乌克兰西部、中央黑土区（central Black Earth region）、北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大规模起义的报告。在那个关键月份，格别乌统计有超过6,500起大规模示威，其中800多起不得不被武力镇压下去。在这些事件中，有超过1,500名文职人员被杀、受伤或遭严重殴打。反抗者中受害人数未知，但总数一定轻易达到了数千人。

到4月初，当局被迫作出进一步让步。数份通告被发给地方当局，要求放缓集体化步伐，并承认确实存在爆发“一波真正的农民战争潮”的危险，以及“所有地方苏维埃至少半数公务员死亡”的危险。那个月，起义和农民示威的数量开始下降，但依然非常之高。格别乌报告4月发生1,992起抗议。随着夏季逐渐过去，这种下降之势变得愈发明显。6月爆发886起反抗，7月爆发618起，8月256起。1930年全年，有近250万农民参加了约14,000起反对政权的起义、暴动和大规模示威。最受影响的地区是黑土区、北高加索以及乌克兰，尤其是西部地区。那里的整个县，特别是与波兰和罗马尼亚接壤的地区，暂时摆脱了苏维埃政权的控制。

这些运动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女农民扮演了关键角色。她们有时被派往前线，希望不会遭受被俘男子那样的严酷命运。尽管妇女示威往往关注于教堂关闭或乳牛业集体化，但也发生了格别乌小分队与装备着斧头和干草叉的农民群体之间的血腥冲突。数百名苏维埃官员遭袭击。数小时甚至数天来，农民都在试图收回村务管理权，要求归还被没收的工具和牛只、解散集体农场、重新推行自由贸易、重开教堂、将所有财物归还给富农、让被放逐的农民返家、取消布尔什维克的权力、至少在乌克兰实现民族独立。#（待续）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8/3/25/n102480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