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47）

作者：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

知识分子是又一个沦为大恐怖受害者的社会群体。关于他们，现在有比较丰富的资料可得。作为19世纪中叶以来被公认的社会群体，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直是反抗暴政和心智约束（intellectual constraint）的中心。这一事实说明了他们先前在1922年和1928至1931年的清洗中为何受害。到了1937年3月和4月，一场恶毒的报刊宣传运动痛斥经济、历史和文学中的“路线偏差”。各门学问和各领域创新都成为攻击的目标。政治的、教条式的借口往往用来掩盖个人的野心或争斗。例如，在历史领域，米哈伊尔．伯克洛夫斯基（Mikhail Pokrovsky，已死于1932年）所有的追随者都遭到逮捕。教师和教授特别容易受害，因为他们的授课很容易被狂热的告密者所利用。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都大幅减少，尤其是在白俄罗斯（105名学者中有87人被当作“波兰间谍”逮捕）和乌克兰。在后一个共和国，1933年发生了首场针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清洗。当时有数千名乌克兰知识分子被捕，因其“把乌克兰科学院、舍甫琴科研究所、农业学院、乌克兰马列主义研究所，以及教育、农业和司法人民委员部，改造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避风港”（1933年6月22日帕维尔‧波斯特舍夫发表的演说）。因此，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完成了一项其实在四年前就已开始的行动。

所有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或国防哪怕有一丁点儿关系的学术领域，也受到波及。航空工业的主要人物，特别是著名航空工程师安德烈．图波列夫（Andrei Tupolev）和苏联首个太空计划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科罗廖夫（Sergei Korolev），都被逮捕并送往NKVD各研究中心。它们类似于索尔仁尼琴在《第一圈》（First Circle）中所描述的那些研究中心。普尔科沃（Pulkovo）大型天文台的29位天文学家中，就有27人被捕。国民经济各总部几乎所有的统计学家，都在完成1937年1月的人口普查后被捕。这次人口普查，因“严重违反统计学基本程序和违反政府命令”，被宣布无效。无数语言学家也遭到逮捕。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尼古拉．马尔（Nikolai Marr）的理论。而马尔获得了斯大林的官方支持。被捕的还有数百名生物学家。他们反对“官方”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江湖骗术。其他受害者包括：医学遗传学研究所所长所罗门．莱维特（Solomon Levit）教授；谷类研究所所长尼古拉．图莱科夫（Nikolai Tulaikov）；植物学家亚纳塔（A.Yanata）；列宁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院士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他于1940年8月6日被捕，1943年1月26日死于狱中。

由于被控捍卫敌对的外来观点，以及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界线，作家、出版商、戏剧导演和记者，都在叶若夫时期付出了惨重代价。作家工会约2,000名成员被逮捕、放逐到集中营或被处决。最著名的受害者包括：《红色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集》（Odessa Tales）的作者伊扎克．巴别尔，他于1940年1月27日被枪决；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Boris Pilnyak）、尤里．阿廖沙（Yury Olesha）、潘捷列伊蒙．罗曼诺夫（Panteleimon Romanov）；诗人尼古拉．克留耶夫（Nikolai Klyuev）、尼古拉．扎博洛茨基（Nikolai Zabolotsky）、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1938年12月26日死于西伯利亚一中转营）、古尔根．麻亚里（Gurgen Maari）和提齐安．塔比泽（Titsian Tabidze）。许多音乐家也被捕，包括作曲家安德烈．日尔亚耶夫（Andrei Zhelyaev）和指挥米科拉泽（E.Mikoladze）。剧院的名人也一样，如大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1938年初，其剧院被以“与苏联艺术不相干”为由关闭。由于拒绝公开忏悔，梅耶荷德于1939年6月被捕，遭受酷刑，并于1940年2月2日被处决。

在这些年间，当局寻求“彻底肃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最后剩下的神职人员。1937年1月的人口普查显示，尽管受到压力，约70%的人口在被问道“你是信徒吗？”时，仍给予肯定的回答。从此，苏联领导人着手对教会发动第三场且具决定性的攻势。1937年4月，马林科夫（Malenkov）发便条给斯大林，暗指关于宗教组织的立法过时了，并提议废除1929年4月8日的法令。“这项法令”，他提到，“为教会和邪教最活跃的部分创建整个有组织的、敌对苏维埃政权的个人网路，提供了法律依据。”他总结说：“到了了断所有神职人员组织和教阶体制（ecclesiastical hierarchy）的时候了。”数千名神父和几乎所有主教被发配到集中营。这一次，绝大多数人都被处决。1936年仍活跃的2万座教堂和清真寺中，1941年初仍举行宗教仪式的已不足1,000座。1941年初，所有宗教经官方注册的神职人员数量，已从1936年的逾24,000人下降至5,665人，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波罗的海地区、波兰、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西部。而所有这些地区都于1939至1941年被纳入苏联。

由这些信息，或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大恐怖是在斯大林的最高指示下，由党内最高层发起和领导的一场政治行动。

而且，大恐怖实现了它的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是建立由年轻干部组成的民事和军事官僚机构。这些干部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严格的斯大林主义精神下成长起来的。这些官员，正如卡冈诺维奇在党的十七大上所言，“会毫无异议地接受斯大林同志分派给他们的任何任务”。在30年代末之前，政府各管理部门是旧政权下培养的“资产阶级专业人员”与布尔什维克干部组成的大杂烩。这些干部中很多人在内战期间接受过在职培训，且相当无能。每个机构都试图保持某种职业精神和行政逻辑，并且对来自中央的意识形态唯意志论和命令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一点尤其表现在1935年核查所有党员身份证的运动中。当时地方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消极抵抗。这一点也明显体现在统计员拒绝把1937年1月人口普查的数字“弄得光鲜”，使之迎合斯大林的愿望。斯大林认识到，相当一部分干部，无论是否是共产党干部，都不愿盲从听命于中央。他的目标就是，用更顺从其意愿的人，取代这些官员。

大恐怖的第二个目标是完成肃清“社会危险分子”的任务。该群体在当时成员持续增长。正如《刑法典》所指出的，任何个人，若“犯有敌对社会或对社会有危险的行为，或者与犯罪环境（criminal milieu）或犯罪记录有关”，都可能被划为“社会危险分子”。因此，任何人，若其社会群体的称谓包含前缀“ex-（前）”，都是“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如前富农、前犯罪分子、前沙皇时期公务员、前孟什维克党成员、前社会革命党人等等。所有这些类别都必须在大恐怖期间予以消灭，因为正如斯大林1937年2月至3月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宣称的，“我们离社会主义越近，垂死社会阶级的残余势力就越是反扑。”

此次演讲中，斯大林强调了这一观点：苏联──唯一一个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被敌国四面包围。据斯大林所称，与苏联接壤的国家──芬兰、波罗的海诸国、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日本等国，在法国和英国的协助下，正派遣“大批间谍和颠覆分子”，执行破坏该社会主义工程的任务。作为一个独特而神圣的国家，苏联有着不可侵犯的边界。它们是打击无时不在的敌人之斗争的前线。在此背景下，搜捕间谍（即任何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人，无论联系可能有多么脆弱）显示出极大的重要性。消灭潜在和虚构的“第五纵队队员”，处于大恐怖的核心地位。

以上列出的受害者的庞大类别──干部和专业人员、社会危险分子和外来分子以及间谍，都彰显出大恐怖大规模杀戮的逻辑。大恐怖在两年内导致近70万人丧生。#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18/n1040634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