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二部分 革命、内战和恐怖（10）
作者：史蒂芬‧库托伊斯（Stéphane Courtois）、让-路易斯‧潘尼（Jean-Louis Panné）

1934年12月1日，谢尔盖‧基洛夫被暗杀，为斯大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从严厉镇压转向在俄共和共产国际内实施真正的恐怖。在此之前，恐怖只被用作对付普通民众的武器。在基洛夫被谋杀之后，它就被无情地用来对付党内那些掌权的人。

第一批受害者是已在狱中的俄罗斯反对派成员。从1935年底开始，凡刑期届满者都自动被再度监禁。在沃尔库塔地区，数千名激进的托派成员被集中在一起。矿井里约有500人，乌赫托–伯朝拉（Ukhto-Pechora）营地有1,000人，伯朝拉地区有数千人。1936年10月27日，1,000名囚犯（包括妇女和儿童）开始了持续32天的绝食抗议。他们要求与普通罪犯分开，并要求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权利。四周后，囚犯中出现首例死亡。其他几人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之后当局才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第二年秋季，1,200名囚犯（其中约一半是托派成员）被集中在一个旧砖厂附近。3月底，营地管理部门公布了一份25名囚犯的名单。他们领了一公斤面包，并奉命准备离开。几分钟后，枪声响起。当其他囚犯看到押送车队返回营地时，可能最坏的情况很快证明是真实的。两天后，又有一份新名单，又发生了类似的枪弹齐射，这样一直持续到5月底。看守们通常将他们的尸体泼上汽油并点火焚烧，将其处理掉。NKVD在电台上宣布了那些被枪决者的名字，声称他们是“因进行反革命煽动、破坏活动、土匪活动、拒绝工作和企图逃跑”而被杀。甚至连妇女也没有幸免。任何遭处决的活动人士的妻子，也被判处死刑。任何12岁以上的儿童也一样。

科雷马首府马加丹的约200名托派成员也绝食抗议，希望获得政治犯地位。他们的声明谴责了“流氓刽子手”和“斯大林的法西斯主义，比希特勒的还糟糕”。1937年10月11日，他们被判处死刑，其中74人于10月26日至27日以及11月4日被处决。这类处决贯穿了整个1937年和1938年。

所有的正统共产党人，无论身在何处，都得到命令与他们中的少数派托派作斗争。西班牙的战争过后，操作手法出现新的变化。完全捏造的内幕披露，托洛茨基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存在关联，而此时恰逢斯大林准备与希特勒签署协定之际。

斯大林发起的大恐怖（Great Terror，译者注：即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很快就扩展到共产国际的中央委员会。1965年，布兰科‧拉兹齐（Branko Lazitch）就这场对共产国际人员的肃清行动进行了调查。该项调查题为“共产国际殉教史”（Martyrology of the Comintern），引发共鸣。拉兹齐的文章发表之后，鲍里斯‧苏瓦林对共产国际里卑微的合作者──大清洗的无名受害者给了一句评语，以此为他的《评殉教史》（Commentaries on the Martyrology）作结。当审视苏联共产主义历史中这一特殊章节时，要记住这句有用的评论：“在共产国际的屠杀中死去的人，不过是一场巨大屠杀中最微小的部分，是被一个凶残的暴政所无端献祭的数百万工人和农民的一部分。此暴政被一个无产阶级的标签所掩盖。”

无论是中央办事处还是驻各国办事处的官员，都受到镇压机制的影响，一如普通公民那样。1936至1937年的大清洗不仅消灭了该政权的反对者，而且除掉了共产国际机构和类似组织的官员。这些组织有青年共产国际（Communist Youth International，KIM）、赤色职工国际（Profintern）、国际红色援助会（MOPR）、国际列宁学校（International Leninist School）、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KUMNZ）等等。列宁老同伴之一的女儿万达．帕姆普奇-布伦斯卡（Wanda Pampuch-Bronska）以笔名报导说，1936年，KUMNZ被解散，其全体员工和几乎所有学生都遭到逮捕。

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潘捷列耶夫（Mikhail Panteleev）检视了共产国际各部门的档案，迄今为止发现，在总共492名员工中有133名受害者（即占27%）。1937年1月1日至9月17日期间，256人被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委员会（Secretariat Commiss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和特别控制委员会（Special Control Commission）解雇。前者由米哈伊尔．莫斯克文（Mikhail Moskvin，即梅厄．特里利瑟）、威廉．弗洛林（Wilhelm Florin）和扬．安维尔特组成；后者于1937年5月成立，由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莫斯克文和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组成。一般说来，解雇后不久就抓人：埃琳娜．沃尔特（Elena Walter）于1938年10月16日被季米特洛夫秘书处解雇，两天后被捕。扬．波罗斯基（Jan Borowski，即路德维希．科马洛夫斯基﹝Ludwig Komorovsky﹞）于7月17日被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雇，但直至10月7日才被捕。1937年，有88名共产国际员工被捕；次年，又有19人被捕。其他人则在办公时被捕，包括当时负责宣传、于1937年5月27日被囚禁的新闻专员安东．克拉耶夫斯基（Anton Krajewski，即瓦迪斯瓦夫．斯坦因﹝Wladyslaw Stein﹞）。许多人在国外执行任务后立即被捕。

共产国际的所有部门，从秘书处自身到其驻各个共产党的代表，都以某种方式受到影响。1937年和1938年，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有41人被捕。国际关系部（the OMS）有34人被捕。1938年11月23日，莫斯克文本人也成为受害者，并于1940年2月1日被判死刑。扬．安维尔特在受酷刑期间死亡，丹麦人蒙克—彼得森（A.Munch-Peterson）因慢性肺结核死在监狱医院里。50名官员被枪决，其中包括9名妇女。1937年8月初，负责巴黎共产国际地下网络的瑞士国民丽迪雅．迪比（Lydia Diibi）被召到莫斯科。她刚抵达就与她的同事卡尔．布里奇曼（Karl Brichman）和埃文．沃尔夫（Erwin Wolf）一起被捕，并被控属于一个“反苏托派组织”，且为德国、法国、日本、瑞士从事间谍活动。11月3日，她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执行管理委员会判处死刑，几天后遭枪决。她的瑞士国籍没有给予她任何保护。她的家人被粗暴告知了结果，未得到任何解释。用来对付普通民众的家庭责任原则，也被用于共产国际成员身上。波兰人扬科夫斯卡（L.Jankowska）的丈夫斯坦尼斯瓦夫．斯库尔斯基（Stanislaw Skulski）（梅尔滕斯﹝Mertens﹞）于1937年8月被捕，9月21日被枪决。当时，她获得了“祖国叛徒之家庭成员”的地位，并因此被判8年监禁。

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Osip Pyatnitsky）（又名塔西斯﹝Tarchis﹞）曾在共产国际担任曼努伊尔斯基的二把手，负责外国共产党的财政和与世界各地共产国际的秘密联络。1934年，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行政处处长。1937年6月24日，他介入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抗议镇压加剧及赋予NKVD首脑尼古拉．叶若夫特别权力。斯大林大怒。他解散了会议，并施加巨大压力，以迫使皮亚特尼茨基站好队。一切都是徒劳：次日会议开始时，叶若夫指控皮亚特尼茨基曾是沙皇警察密探，并于7月7日命人将其逮捕。然后，叶若夫迫使鲍里斯．穆勒（Boris Müller）（梅尔尼科夫﹝Melnikov﹞）作不利于皮亚特尼茨基的证明。穆勒本人于1938年7月29日被处决后，最高法院军事执行管理委员会对皮亚特尼茨基判刑。他对自己是日本间谍这一莫须有罪名拒绝认罪。7月29日—30日的夜间，他被判处死刑并遭枪决。

共产国际许多遭处决的员工，被指控属于“由皮亚特尼茨基、威廉‧柯诺宁（Wilhelm Knorin，又名威廉．雨果﹝Wilhelm Hugo﹞）和贝拉．库恩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组织”。其他人则被简单地贴上托派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标签。匈牙利公社（Hungarian Commune）前首脑贝拉．库恩对曼努伊尔斯基采取反对立场，反过来受到曼努伊尔斯基（可能是受斯大林的命令）的指控。他歪曲了库恩的话，直到它们等同于直接攻击斯大林。库恩坚决声辩自己是无辜的，并重申了他对曼努伊尔斯基和莫斯克温的抨击，声称他们两人导致苏共在国外声名狼藉和共产国际普遍效率低下。在场的人无一为库恩辩护，包括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奥托．库西宁、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和阿尔沃．图奥米宁（Arvo Tuominen）。会议结束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提出动议，要求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查“库恩事件”。库恩一离开屋子就被逮捕，并在卢比扬卡大楼的地下室里被处决，日期不详。

据米哈伊尔．潘捷列耶夫说，这些清洗的最终目的是消除一切对斯大林主义的抵制。镇压的主要目标为支持过反对派或曾与已知的托派成员有关系的人。其他受害者包括属于海因茨．诺伊曼（其本人于1937年被整肃至死）领导的派系的德国激进分子，以及来自民主集中派团体的其他前激进分子。当时，据国家安全总局（Glavnoe upravlenie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GUGB，当时隶属于NKVD）秘密政治局第一部共同主管雅科夫．马图索夫（Yakov Matusov）说，国家机关的所有高级领导人都有档案，内含随时可用来对付他们的证据，他们对此并不知情。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安德烈．维辛斯基、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米哈伊尔．加里宁和尼基塔．赫鲁晓夫都有这样的档案。因此，很有可能保存着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活动的类似文件。

共产国际除俄国人之外的最高级别领导人也积极参与了镇压。其中一个表征性案例是共产国际书记之一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案例。在斯大林死后，他被称为公开反对恐怖手段的人之一。陶里亚蒂本人指控国际红色援助会官员赫尔曼．舒伯特，并阻止他为自己的行为辩白。舒伯特不久后被捕并遭枪决。身为共产党人、于1933年后抵达苏联的德国夫妇──彼得曼夫妇（the Petermanns），在会议上被陶里亚蒂指控为纳粹特工，理由是他们曾与德国的家人保持联系。数周后，他们被逮捕。当众人对贝拉．库恩突然群起攻击时，陶里亚蒂也在场，之后他就签署命令将库恩处死。他还参与了1938年对一名波兰共产党人的整肃。在该案例中，他为莫斯科审判背书，并称：“懦夫、间谍和法西斯特工去死吧！万岁，列宁和斯大林的党──十月革命胜利的警惕守护者、全世界革命胜利的可靠保障！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继任者尼古拉．叶若夫万岁！”#（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砺真、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0/14/n107826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