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宇的妻子张玉华是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俄语专业的博士，曾任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主任，是一位中青年教师骨干、学术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多次获得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也是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及法治委员会委员。1999年“7.20”以后，她也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多次绑架，其中三次劳教、一次判刑，失去自由长达七年零七个月，期间遭受过多种酷刑。

2018年7月10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目前旅居在美国的张玉华女士。以下是就读者关心的问题进行的整理报道。

（接前文）

记者：我知道你也是法轮功学员，是一位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是什么原因让你走入法轮功修炼并一直坚持走到现在呢？

张玉华：我原来身体状况不好，从年轻时就患有贫血、痛经等病症，身体比较虚弱，畏寒、没有食欲；还有脸部皮肤过敏、结膜炎等，温度达到或超过33摄氏度时就会出现头痛、眼睛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后来越来越严重，又出现了甲亢、心脏功能衰弱等疾病。

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仅仅十来天，我就明显感受到脸部皮肤过敏症、结膜炎、痛经、畏寒、胸闷气短等症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食欲大振，能吃能喝，身轻如燕，骑自行车飞快也不觉得累，好像有人向前推着一样，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状态。

除了身体的转变以外，我还体验到了一些超常现象。比如小腹部位法轮的转动感非常明显；晚上睡觉时总觉得自己往上飘，连被子都一起往上飘。有时静静的站着不动时，脚就会离地，只剩脚趾尖儿还连着地面。

炼功五个月左右，就体验到了“元神离体”是怎么回事儿。当我的元神从百会穴出去之后，我看到了自己躺在床上的身体。炼功七个多月时，我体验到了“卯酉周天”被打通后的感觉，这些真真切切的感受使我认识到，《转法轮》中师父写的全都是真实不虚的！

在中国大陆现在是“金钱第一”，几乎所有人，不是为了权，就是为了钱，斗的天昏地暗，你死我活。可是我们师父却要求他的弟子按照“真、善、忍”的要求，从做一个好人做起，不断的提升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最后，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在我接触到的法轮功真修者中，他们都是严格按照师父的这些要求做的，很多人的修炼故事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如果中国大陆像这样做好人的人越多，结果会怎么样？那一定是一个道德回升、人心向善、天地人合一的真正的和谐社会了。

修炼法轮功之后，我不仅身体好了，而且工作更加优秀出色，我的科研成果得到同行们的充分肯定，教学也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调查的。

记者：就因为你坚定的修炼法轮功，听说你被非法关押了七年七个月，并在监狱中遭到了酷刑折磨，你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张玉华：说实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不想多讲，因为很多记忆都是刻骨铭心的，那种残酷的迫害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会不寒而栗，心有余悸。

我曾三次被劫持到江苏省女子劳教所，一次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女子监狱。劳教所也好，监狱也好，对待法轮功学员，很简单，就是用各种肉体和精神折磨的方法，强迫你讲假话，非讲假话不可，不讲假话不行！

这些强制措施包括：不许坐下或蹲下，不许睡觉，只能站立，甚至不许靠墙站立；不许洗澡，不许换洗衣服，不许上厕所……。一天、一周、数周，乃至一个月、两个月……直至身心极度疲惫，或者精神崩溃，或被虐待致死……

2004年7、8月份，在南京女子监狱，狱警顾邵华、丁鸿燕逼迫我背监规，我不背，她们就强迫我两个星期不许坐下，不许睡觉。长时间的站立使我的双腿、双脚都肿了，行走困难。我提出换穿拖鞋，但遭到拒绝。南京是被称为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城市，7、8月份是酷暑难耐的高温季节，这种非人的折磨使我神智恍惚，经常摔倒。

2005年10月下旬，南京市鼓楼区“610”以及市“610”办公室的人进驻南京女子监狱，与监狱联合开始加快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我们被强制与其他服刑人员分离开，单独被关在监狱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狱中狱，牢中牢。在这里她们施行了一个阴损的毒招儿——就是不让人上厕所、长时间不让人上厕所。我们知道人的生理是有极限的，没有什么人能一直站立、不去厕所。不少人实在憋不住或者站不住，就冲进卫生间，或者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或者将头靠在墙壁上，以缓解极度的困乏和疲乏……。针对这些情况，“610”想出了一个极其卑鄙下流的手段：他们复印了很多我们师父的画像，铺到地板上，贴到墙壁上，到处都是，一抬脚会踩到，一靠墙会碰到。作为真修弟子，谁能愿意踩踏备受尊敬的师父的画像呢？这种对人格、尊严的羞辱，对我的精神打击极大。

法轮功洪传全中国，洪扬全世界，完全靠的是“真、善、忍”的巨大威德，完全靠的是净化身体、净化心灵的奇效，完全靠的是修炼者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与中共的做法完全相反，法轮功没有任何强迫命令！中共越是以这种最无耻的手段对待法轮功学员，就越加坚定了我修炼法轮功的信念。

记者：听说在你和马振宇结合之后，仍然遭到了多次非法绑架，并强制注射不明药物，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张玉华：2011年11月，有一天我正在路上行走，被南京卸甲店派出所的警察绑架。他们把我抓到派出所，对我进行非法的突击审讯。一个不肯报出自己姓名、身着便衣的国保人员对我扇耳光，还把我从凳子上拎起来，再掼在地上。

这一次我身上没有带任何真相资料，他们没有找到迫害我的任何证据，按理应当放我回家。可是他们仍然将我劫持到南京市看守所，最后非法劳教我一年。

2011年12月27日，看守所在把我送往劳教所时，因我当时血压高被劳教所退回。被带回看守所后，看守所警察秉承“610”的旨意，偷偷往我的饭菜中掺药。

2012年1月5日，国保的肖宁健亲自出马，单独绑架我到劳教所，同样被劳教所退回。在去劳教所的路上，肖宁健对我说：我对马振宇有个承诺，我告诉他“我一定把张玉华也送进劳教所！”可这一次尽管是肖宁建亲自出马，但劳教所仍然拒绝接收我。

2012年1月7日，南京市沿江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教导员周国意等人，秉承南京市国保支队队长沈晓华的旨意，把我绑架到南京六合区大厂医院住院部。在这里他们胁迫医院往我的饭菜中掺药，之后的第三天（1月9日）沿江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赵浚江、教导员周国意等人第三次把我送往劳教所，可还是因为血压高，劳教所第三次拒收。

2012年1月10日晚上，赵浚江、周国意等人授意大厂医院的医生汪平、李宏伟等人强行给我灌药。他们把我的四肢铐在床上，并按住我的四肢和头部，紧紧掐住我的两腮迫使我张嘴。灌药前他们先给我注射了不明药物，约半小时后我感觉舌头发麻、舌根发硬，四肢僵硬并开始抽搐。

第二天（1月11日）早晨，国保的这些人再次重复昨天的动作，我的四肢被铐在床上，强制给我注射了不明药物并鼻饲灌药。周国意等人按住我的头，从鼻腔插入一根管子到胃部，灌入几管子粘稠物，灌后这根管子一直没有拔出来。

灌药后大概过了二十多分钟，我感觉头晕、心慌、恶心，继而全身一阵阵抽搐，全身肌肉剧烈疼痛，抽搐时伴随一阵阵喉头痉挛，面部肌肉绷紧，嘴好像都难以张开，透不过气来。同时心脏狂跳，感觉就像马上要死过去一样。

当时的惨状真是难以形容，手足抽搐、痉挛时，双手五指时而伸直，时而聚拢，完全不受控制；腕部肌肉强力内收不能放松；双腿僵直，踝关节持续内收，不能松弛；两脚脚尖过度朝里扣，两脚后跟过度向外撇；手臂的肌肉疼痛难忍；小腿肌肉痉挛，疼痛万分……。

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就把大厂医院的医生李宏伟叫到病房，李说这是意料中的事，马上用什么什么方案，还说做好随时心跳、呼吸停止的准备等等。就是这样，当天下午我胃里插着鼻饲的管子，又被他们暴力带上车，强行送往劳教所。劳教所答应暂时接收，但表示随时可能退回。劳教所每天2次给我量血压，第三天下午量过血压后，大概是高压200多，就立即打电话给南京国保，让他们把我带走。这是劳教所第四次拒绝接收我。

这次暴力灌药导致我的生命出现危险，但国保支队长沈晓华并没有罢手，仍然电话授意赵浚江、周国意等人继续进行暴力灌药。2012年1月18日上午，周国意、赵浚江以及大厂医院住院部的医生李宏伟等，第五次强行送我去劳教所，这次他们带了一名狱医，因为他们怀疑劳教所的医生有意不跟他们配合，所以带着自己的狱医。但劳教所仍然拒收，这已经是第五次拒收了。

不过他们仍不死心，在劳教所附近的酒店开了房间，商量对策。等到下午，周国意、赵浚江等人又第六次送我去劳教所，结果还是被劳教所拒收，周国意、赵浚江等人只好把我再带回南京。

劳教所六次拒收后，南京的国保没有达到目的，但他们仍不肯罢手，之后通过关系，宴请劳教所医院的院长后，第七次将我送往劳教所，这次劳教所同意接收了。可是我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劳教所担心出问题，就为我办理了所外执行。但是南京市公安局不肯去劳教所接人，而别人又不能将我从劳教所接出来，我就只能一直被非法滞留在劳教所里。

记者：听了你的介绍后我感到非常震惊，中国的公安、国保人员太野蛮、太缺乏良知了，他们连做人的最起码底线都没有，这笔账早晚都是要清算的。
张女士，在法轮功反迫害十九周年之际，你的祈求和愿望是什么？

张玉华：在得知马振宇被劫持的消息后，尤其是听到他们一定要将马振宇整死在监狱里的消息后，我心急如焚。我不敢怠慢，因为我接触到的中国的国安、公安的那些人他们没有人性，说到的坏事就一定会做到。我只有到处奔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马振宇被劫持的情况，希望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能够营救马振宇出狱。

在2017年联合国峰会期间，我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门外高举牌子，请求出席联合国高峰会议的193个联合国成员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高官，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呼吁国际社会敦促南京警方立即释放马振宇。

2017年10月2日，我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向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政策高级专员TinaL.Mumford、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东太平洋事务的官员ChelseaBrint、美国国会众议员AdrianoEspaillat的助理RaphaelDominguez等人反映马振宇被迫害的情况。在这之后，我还通过电子邮件与TinaL.Mumford及ChelseaBrint保持着联系，她们也一直在追踪着马振宇的案情进展，并把马振宇的案子写进了美国2018年度的人权报告。

我还多次致信美国的川普总统，请求他帮助制止中共对马振宇乃至对法轮功的迫害。川普办公室多次回信，并曾打电话询问马振宇的情况。今年的5月末，我收到了5月20日从华盛顿DC发出的总统回信（有关信息可参阅希望之声网站的专文报道）。通过这件事情也让我看到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在中国给国家领导人写信要被判刑，而在美国，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外国人，可是我不仅能自由的给总统写信，还能够得到答复和支持，谁好谁坏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我相信天理昭昭，善恶分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曾经说过：“只要他们一天不放人，我就要呼吁一天、揭露一天，将中共的暴行一直曝光下去，让更多人看清中共如何残害自己的国民。人命关天，可中共的那些邪恶之徒却视人的生命如儿戏，像南京国保的沈晓华、周国意、赵浚江等人，难道他们杀人都麻木了吗？！我绝不可能眼看着他们的暴行继续。”

结束语：听了张玉华女士的讲述之后，作为记者，在震惊之余，我仿佛看见了在中国大陆被残酷迫害的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那一张张用血泪控诉的脸庞，马振宇、张玉华夫妇的遭遇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我相信遭受比其更严重迫害的还大有人在。可是在中国，“依法治国”的口号依然被高喊着，所谓的“强国梦”依然被高唱着，我不禁要问：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连最基本的是非善恶都不能明断，这样的统治还会长久吗？

优秀高端人才为何在中国 屡次被绑架、判刑？（上）

（希望之声：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8/07/19/n19866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