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49年5月占据上海，初期中共对于上海的接手还比较顺利，当时，政权的改换“并没有引起民众大的风波和反抗”。然而，1950年后上海农村却发生了农民抗议活动，那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中国当代史研究（三）》一书中的文章《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

“三征”相连又遭灾，农村各阶层均无力应对

由于南下的大部队需要大量的粮草，因此中共占领上海后，当务之急就是筹粮。很多南下的部队路经上海，外加物资调运、各种交接，人员往来频繁。据中共华东局计算，从1949年4月中到9月中共5个月内，仅野战军所需粮食就达九亿斤。

中共一向是通过向农民征收公粮来解决军队的粮草问题的。因此，1949年3月，中共就启动了一轮向农民征借粮食的工作，后续又进行了夏征和秋征，一年之内三次征粮，令上海农民苦不堪言。

第一次由于征借量不大，每亩10斤至20斤，所以不管是地主还是农民上交的都很痛快。

5月底，大批工作队下乡准备开展夏征工作。政策是“以户为单位，以1948年册载赋额为标准，每元赋额征收稻麦80斤，草40斤；夏季征小麦，秋季征稻谷；不产稻麦之土地，得按市价折收其他农作物或代金，出租田应缴之公粮公草，夏季由业主负担、佃户代缴。”

对此，农民纷纷抱怨：“以前我们只要交租不交粮，交租也只是秋季交，现在不仅交租交粮，还夏秋两季都要交”；“生活比过去低了，过去吃三顿米饭，现在吃二顿小麦还吃不上，靠现在的政府什么也没有”。

而且当年又发生了台风袭击和特大洪涝灾情，棉花和大豆损失惨重，稻田收成减半或仅至常年产量的七成。但中共却对灾情不关心，仍然决定“夏征不应因水灾而延缓和放松”，仅对全部土地被淹地区实行“延长半月”的缓征期。

紧接着秋征又在9月份开始了动员工作，中共号召通过减租、诉苦、算账、反黑地等斗争方式，来促进缴粮工作。因此查黑田、划成分成为秋征的最大特色。

中共提出“一人瞒田，大家吃亏”、“地富瞒田，农民吃亏”的口号，挑动农民与地富的对立，为了刺激农民检举揭发地富黑田的热情，还承诺农民可以从对地富的罚款中得到一定比例的奖金。群众大会上，骨干分子用控诉来挑起群众的仇恨，使斗争逐渐升级。

农民被发动起来后，各乡又开始划分阶级成分。在农民心中，中国乡村固有的宗族、地缘关系是至高无上的，中共通过划分阶级打破了乡村这种传统的关系，代之以阶级和对立。乡村中具有话语权的地主、乡绅纷纷被打倒，在公粮缴纳额度上又实行贫雇农负担轻，地主富农负担重的政策，通过收买和利诱贫雇农，使他们意识到，阶级成分与个人的公粮负担数、政治地位乃至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农民们逐渐被颠覆了传统的思维而接受了中共的意识形态。

在上海郊区农村，地主并非单一依赖农业收入，农民也经常拖租、抗租，实际交租额并不高，地主也不去深究。所以，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

如柳亚子家有田甚多，他1927年离家后，家中的田产地契都由管家张荣生代为管理，收取租米则是账房沈某负责。早在1947年，柳亚子便通知张荣生不要再收租米，并登报与沈某解除了雇佣关系。

没有剥削、压迫概念的上海农民对阶级划分更没有概念，有的认为谁家穷谁就是贫农，谁家有米吃谁就是富农。以至有人说：“解放军喜欢勿劳动的人，劳动终是勿灵格”。

阶级成分直接影响到公粮负担的多少。中共新政策将公粮分为基本公粮和累进公粮两种，对贫农只征收基本公粮，地主富农则在基本公粮之外还要征收累进公粮。中农则负担一小部分累进公粮。

中共宣称“公粮的负担率贫农一般为5%～8%；中农10%～15%；富农20%～40%；地主35%～50%”。然而，当时上海农民的负担率已经远远超出这个标准，如上海县三林区荻山乡10户典型户，1949年夏秋两季公粮负担率，贫农为15%～66%；中农60%～88.9%；富农竟达209%。

“三征”相连，受灾减产，外加公粮负担率奇高，导致很多地主只能变卖家产或工商业来缴公粮；稍有积蓄的富裕户叫苦连天；一般的中农、贫农也苦不堪言，农村中各阶层均强烈不满，对缴纳公粮愈加抵触。

1950年1月，1949秋征缴纳公粮最多的乡才完成七、八成，有的仅达四成，还有的地方一点都没有交。

中共的暴力强征致群众反抗频起

中共苏南区委1950年3月编写的《川沙县调查资料》显示，未到年关，农民手中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不少地方出现了无米无粮的状况。

如：有的乡20%的农户生活已经很困难；有的乡无米下锅者已占10%；有的乡30%的农户没有吃的；一区顾东乡，已经有50%的人没有饭吃；最严重的四区新民乡已经有80%的人家没有吃的了，只好吃野草、吃糠等。

下到基层的一些干部也表示，“公粮、税收任务太重”，并对中央、华东局以及各区、县委的决议存有异议。但区、县一级干部却认为，征粮任务完不成，主要是基层的斗争性太差了。“斗争地主还不够狠，很多地富想拖交抵赖；群众觉悟性不高”。

基于这种判断，中共干部强征、硬征、催粮逼粮的状况频出，川沙县“钦公乡24户地主在斗争中被迫答应交粮高达544000斤，但实际上只能交出7900斤”，差距竟达68倍！还有的区县干部开会时强迫基层干部完成硬性数字规定，不同意不能回家。

1950年4月的《中央公安部关于新区匪特暴乱夺粮情况的综合报告》中称，上海郊区接连爆发以“抗粮，反征粮，打倒北方政府”为口号的农民“暴动”和“骚乱”，且“带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而与此同时，华东、华南、华中、西南等其他共产党新占领区也都先后发生了大范围的“暴乱”，多数都与公粮负担过重、征粮方式过激有关。

如，1950年11月底，马桥区的农民去县委请愿，“要求减免、减轻公粮负担”。这本是一桩因中共强征公粮引发的群众自发抗议活动。但地委负责人却不认为中共自身的政策有问题，而是马上联想到阶级斗争，将这次请愿事件认定为是有敌特叛徒6人策划组织的一起反革命抗粮事件。

正因为公粮的负担不合理，各阶级的负担比例都在加重，公粮征收的对象扩大化，地富中农、贫雇农都起来抗粮。金山、奉贤、松江县等地纷纷爆发各种武装抗粮的运动，有40多名中共地方干部被杀。

但在中共的宣传中，却强调是地主在对抗征粮，只要把地主斗垮斗蔫，就能完成征粮任务。导致各地对地主的斗争升级，出现了打、骂、拴、罚跪、剥衣，以至打死的现象。如闵行区委书记因下属打死2人而向上级请求处分，县委却答复“打得好”，因而区委书记认为打死人无所谓。

1950年夏土改试点启动后，乱打乱杀的混乱现象更加严重，“苏南各县已经关了1700余人”，各县处死人数都有几十人之多，如川沙处死22人，青浦处死43人，松江县处死36人，南汇区处死31人。同时还有多人不堪压力自杀。

对地主的用刑方法包括：吊打、叩头、剥衣、跪砖、站冰、游行、让孕妇罚跪、拖老人游街等等，82岁的地主王彩珊，被剥衣吊打，打得眼珠突出，双目失明；还有让地主在公审会上跪在碎砖上，昏死过去后又被喷冷水，将其激醒后再接着斗。

很多原本已经居住在上海市内或逃亡至城市的地主也被勒令回乡，大多数都遭到“体罚肉刑、剥衣冷露，戴高帽游行、不给饮食”等严厉惩治。

1951年底，上海农村土改基本完成，但中共通过土改来促进征粮的愿望却落空了，因为多数农民土改后，生活“与解放以前差不多没有显着改善”。而且，土改后虽然田地归了农民，但公粮摊派却进一步增加，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未缓解，反而加剧了冲突。

据《松江县塘桥乡征粮骚动事件调查报告》记录，1951年12月6日，千余名村民聚集，将闻讯赶来的区委干部郑志九按在地上殴打，前后被打了三次，乡农会主任顾仲斋亦被打伤。12月7日晚，九个村千余人召开大会，喊出的口号是：“要减免、要6亩折1亩，哪村先缴粮全到那村吃，区里捉一个，我们去十个，捉十个，我们全去”。12月8日，县委武装部率领公安部队对村民进行了武装镇压。

村民们要求的6亩折1亩，是国民政府时期对于荡田（半高地）实施纳粮的标准，有的荡田甚至达到9亩折1亩，而且征粮额度从未超过收成的35%。而中共却在1950年将荡田改为3亩折1亩，1951年又改成1亩抵1亩，导致农民强烈的不满和抵触。农民们感觉：“共产党是一步紧一步，总归叫你吃不饱，饿不死，结果是国富民穷”。

1952年，又发生了多起农民自杀、村民打架、剿粮船沉船等事件，农民们经历了之前中共的暴力和镇压，所以被逼粮无奈后选择自杀的人数非常多。

黄炎培与柳亚子上书毛泽东，民主人士渐失话语权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是上海川沙县（今浦东）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是吴江人，1950年初，黄炎培就不断收到亲友来信，反映农村征粮中的问题。1950年4月，黄两次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反映有关征粮的问题，以及他了解的川沙、南汇、奉贤三地的情况。他还有意帮中共挽回人心：“必须快快予以有效的处理，必须先把人心挽回过来”。

毛致电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要求他转告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将情况报告上来。陈丕显于5月28日向毛泽东报告，称征粮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地主对缴纳公粮的对抗和拖延造成的，至于个别打人、抓人事件，都是因为地主恶霸抗交公粮，激起了民愤。陈丕显还认为黄的信中所述“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

本来只是希望通过毛泽东的关注而使事情得到纠正，然而，1950年底，黄再度收到家乡八封来信，信中举出的极端事例更多了。黄将整理好的十二封信和一张统计表交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金诚，并建议：“最好派个人到下边去看看”。

与此同时，柳亚子也在1950年12月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自己家乡吴江县“颇多‘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的问题。柳家虽已两年不收租，仍被逼交公粮，只得由其女寄去600美钞抵交公粮。而柳家在乡家人没有饭吃，生活困难，柳亚子1950年10月写信给相关人员，要求归还1949年被征借的粮食，信中称当地干部做法实“与绑匪对付肉票无殊”。

两位民主人士先后向毛泽东反映情况，似乎引起了毛的重视，在毛安排之下，黄炎培得以前往上海及苏南考察。然而，身为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在考察过程中却被华东局密切监视。华东局各级干部表面上对其很尊重，但心里对其却极不以为然。饶漱石与黄的谈话并不客气，陈丕显也给干部们打气，让大家不要畏缩。

得到了上级的支持，地方干部们也准备好一套说辞对付黄炎培。对黄提到的高形乡黄三三之妻被逼交公粮而吊死一事，地方干部称，经调查“本人神经病发作，早在秋征之前即己上吊死亡”。对多次被吊的沈李氏，地方干部声称，“本人确为大地主，家有房产2260余间，为当地恶霸”。因其“不听劝告，顽固对抗的嚣张气焰，激起了群众公愤，是群众将她吊了起来”。

黄并不相信地方的说辞，认为“说真话者不易找”。他认为“农村中的最大问题，是还有恐怖情绪存在”。回北京后，黄只是口头表示上海之行大体满意，但并没有对上海农村的土改或征粮有任何积极的或赞扬的话语。

对于黄炎培和柳亚子反映的问题，中共无论是高层还是地方，所持态度一开始就是一致的，他们只是表面上说要调查处理，但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因此，黄炎培的南行无功而返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毛泽东的真实态度也是一样，返回北京后，黄2月17日就接到毛送阅的广东、广西对镇反工作纠正宽大无边错误的两份材料。毛在信中说：“……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言外之意，为了政权巩固，镇压必须坚决，而这就是中共的态度，也是毛泽东的态度。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面对毛如此的表示，黄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事实上，中共建政后，早已经将自己口口声声大谈特谈的民主制度弃之脑后了。

结语

中共占领南方地区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征粮，当时中共要求新占领区先不进行土改，为的是保证征粮任务的完成。而1950年进行的土改，其目的仍然是要让农民与地主对立起来，以更好地完成征粮任务。

强硬征粮和土改斗争，也是中共在新占领区建立暴力政权威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但完全摧毁了中国乡村宗族自治的传统，代之以阶级对立的农民翻身运动，而且，其对农民的盘剥也日渐趋紧。

中共政权所到之处，所有的矛盾都被划进阶级斗争的框框中加以解决，以至于各地农民的反抗都遭到了中共的武装镇压。之后，交不起公粮的农民只有选择自杀一条路了。

可见，中共在农村的阶级斗争、镇压地主并非为了所谓的反压迫，为了农民有饭吃等等，而是为了用暴力手段对农村各阶层强制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4/12/n1422450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