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段历史，历史教科书是这么描述的：1938年6月6日，日军占领河南开封，直逼郑州。国民党军遂炸毁郑州花园口黄河堤，但未能阻止日军南下，却淹没了豫、皖、苏44县，淹死89万人，造成大片的黄泛区。
但据多方史料记载，当年的国民政府在决堤前是采取了疏散老百姓的措施的，其后亦采取了救助行动。当年花园口黄河决堤，洪水流速非常缓慢，黄泛区人民有流离失所者，但几乎没有一人丧命。
据报，那时还不是汛期，黄河决堤几天以后洪水也只是淹没了小腿，而且放水的时候决口的附近乡镇已经得到警讯，早已撤离，当然可能还有没有撤离的极少数民众。
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一直有〝春雨贵如油〞的民谣，当时花园口决堤是在6月份，蓄水量不多，黄河中下游一般在麦收以后进入雨季蓄水，到7月底、8月初进入主汛期，不时泛滥，花园口决堤是在6月上旬，还算是麦收时节的枯水期。
所谓的造成89万人殉难之说，均属杜撰。
台湾史料：《1938年黄河决堤史料一组》1997年第3期陈慰儒编撰的《黄河花园口决堤经过》，《河南文史资料》第4辑王果夫写的《花园口决堤记实》，《承德文史》第3辑中的《新8师蒋在珍部参谋雄先煜抗战日记》，《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等，均还原当年的真实情况。
5月31日深夜，蒋介石委员长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中牟县赵口决堤。
6月2日，郑州专员就督促直接受害区中牟县和郑县的县长发放每人5元的〝逃荒费〞，老百姓于是沿着贾鲁河两岸向西迁徙，一共走了3天才走完。（承德文史》第3辑）
然而，前两次决堤都告失败，原因是此时春末，黄河水量实在太小，自然出槽困难，对堤坝形不成应有的压力。（二档，787.3489卷宗）但日军已经攻陷开封、进逼中牟，于是该地守将新8师师长蒋在珍，决定在赵口向西26公里处的郑县花园口决堤，此时已经是6月7日。
当花园口决堤后，国民政府又发放50,000元用于直接受害区的〝急赈〞；一周以后，政府又发放200万元用于黄泛区持续性赈灾。
根据事后调查，〝6月9日，花园口决堤放水，口门以下4个村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全部冲毁、荡然无存，一直到黄灾结束，这4个村庄再没有恢复。所幸的是，决堤放水时，这4个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决堤及时迁避而无一人伤亡〞。（《三联生活周刊》,2005）
而时任20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为花园口决堤的实地主持者和现场亲历人的魏汝林回忆道：〝黄河决口成功……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战史会刊》，1982.14）
也就是说，当年6月花园口黄河决堤并未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反而延缓迟滞了华北日军机械化兵团南下会师的时间表。
那么89万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记载，这个数字包括：黄泛区1938年到1947年十年间因水灾、旱灾、蝗灾和风灾直接、间接死亡和失踪的人数总和，以及黄泛区中日拉锯战中受害而死的中国平民等均包括在内。
2008年大陆《黄花岗杂志》第7期刊载的曾为国民党军官、指挥了决堤全过程的熊先煜的《花园口决堤真相揭密》一文披露，〝决黄河之水阻隔强敌〞早有议案，其依据是：中共建政后，晏勋甫在其自述文章中谈到，1935年他担任武汉行营参谋长时，便有中日交战时可决黄河之堤将敌隔绝于豫东，藉以保全郑州之议案。
1938年他出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时，又和副参谋长张胥行以此计划向程潜建议，程认为可行，遂向蒋介石请示，蒋回电予以批准。此外，冯玉祥、白崇禧等都曾向蒋介石建议放黄河之水制敌。也就是说，在不少人看来，从中日实力对比来看，从纯军事的角度讲，决堤于我有利，虽然会造成严重后果，但应是不得以而为之。
在日军迫近后，熊先煜奉命率部在花园口决堤，因为从地形和时间上而言，这里最为合适。在决堤过程中，日军曾派飞机干扰，并投弹数枚，落于决口附近西南面村庄，炸死炸伤居民十余人，但决堤并未因此而停止片刻，并最终于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
由于国民政府地方政府在移民方面的努力，黄泛区居民无一人伤亡。但黄河水却给侵华日军造成了巨大创伤，日本官方的文件中称，〝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达到了阻止其南下速度的战略目标。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提到，日军仅第二军就有7,452人死于洪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日军侵华史长编〞中写道：中国军队6月10日左右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方向涌出，采取了水淹战术，淹没了自己的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尉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给我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
花园口决堤迫使日军暂时止步于平汉路以东，并使国民政府军第一、第五战区在洛阳、老河口立足，与江南诸战区遥相呼应， 从而确保了西北、屏障陪都，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新唐人:http://www.ntdtv.com/xtr/gb/2018/02/08/a135166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