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北京发生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屠杀事件。

根据“六四”屠杀后被打倒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的说法，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北京没有发生“反革命暴乱”，发生的是一场由邓小平决定，动用军队、机枪和坦克对和平抗议的学生和民众的屠杀。

关于邓动用军队的确切数字，中共官方从未公布。从中共党媒报导看，邓调到北京的，至少有北京、沈阳、济南三个军区的27、38、 39、63四个集团军的部队，包括15、20、24、26、27、28、38、39、40、54、63、65、67共13个军，大约15至25万人。

这次屠杀死了多少人呢？

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

赵紫阳的质疑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对1989年中共关于“六四”学生民主运动的说法提出了三点疑问：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

第二，当时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国家政权，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国家政权吗？

很显然，赵紫阳不相信中共的说辞。

邓小平为什么要制造“六四”屠杀？

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杀人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维持政权最重要的手段。

崇尚暴力，是中共老祖宗马克思留给后代共产党人最重要的基因之一。

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马克思的大徒弟列宁，不仅崇尚暴力，而且直接以杀人立威，以杀人治国。1920年10月20日，列宁在《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中写道：“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

1917年列宁通过十月政变夺取政权后，大开杀戒。据俄罗斯历史学家祖博夫主编《二十世纪俄国史》记载，仅1918到1922年2月，列宁杀了不少于200万人。

马克思的另一个徒弟毛泽东，当政27年，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杀了8,000万中国人。利用“枪杆子”（军队）、“刀把子”（专政机器），让亿万中国民众恐惧，是毛维护极权统治的利器。

邓小平当政后，没有担任过党、国家、政府的最高领导职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却长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为什么？邓跟毛一样，崇尚“以枪杆子治国”，只要邓感到他的绝对权威受到威胁，他就会开杀戒。

第二，废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需要。

邓小平1978年发起改革开放后，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的子女们，包括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

但是，在1989年“六四”前，赵紫阳竟然下令调查邓朴方的康华公司。

据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回忆：“我认为邓家，邓小平家里对当时调查康华（公司）案件不满意。这有什么根据？我有根据。我当时是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主任，当时给我的主要议题是中国的廉政问题。有一天，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老鲍，为什么要查康华？’我告诉她说：查康华是国务院的决定。

“她问为什么要查呢？我说现在对康华有很多意见，老百姓中有意见，干部中有意见，中央各部有意见，地方上也有意见。如果查清楚了朴方很好，那不是还朴方一个清白吗？如果查清楚了朴方在财务上有什么漏洞，那就改正错误。那不是很好吗？对以后工作更好吗？”

邓楠听了鲍彤的说法后，竟然说：“老娘有意见！”拂袖而去。

“后来有一天，我到紫阳那里去，紫阳说：邓楠这个人不懂事，把朴方的那个康华查清楚，有什么不好呢？查清了，有缺点错误就改正嘛，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给大家解释疑团嘛。有什么不好呢？”

“那我就知道了，邓楠在我这里说‘老娘有意见’后，就到紫阳那里去了。”

赵紫阳下令查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等于动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的“奶酪”，这可能是邓小平联合其他中共元老搞掉赵紫阳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紫阳反对邓小平调军队镇压学生，则可能是邓搞掉赵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六四学生民主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是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当时，北京大学等许多高校学生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随后，悼念活动演变成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运动。

如何处理这场学潮？

邓小平主张调军队进北京，实行戒严，也就是武力镇压；赵紫阳不同意，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当时，中共党政军高层有不少人与赵的态度一致。

据赵紫阳回忆：“5月21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乔石来说，如不是邓小平调更多军队来京，悲剧可能避免。现在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和市民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首都将瘫痪。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最高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治的形式扭转局面。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找我说，副委员长会议一致主张提前召开常委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也赞成。”

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支持赵的有胡启立；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中，有李昌、李锐、杜润生、于光远等反对军队镇压学生。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有胡绩伟等57位常委反对军队镇压学生。

在军队内，有张爱萍、萧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等七名上将反对军队镇压学生。

38军军长徐勤先少将，以“军令不全不合法、没有正式书面通知”为由，拒绝带部队进北京。

陆军第28集团军政委张明春少将与军长何燕然少将，虽然奉命带领部队从驻地山西省大同市急赴北京执行戒严令，但消极抗命，其所带领的部队成为“六四事件”中唯一一支没有按时抵达指定位置的戒严部队。这表明，他们不愿参与屠杀学生。

“六四”屠杀后，赵紫阳被扣上“分裂党”“支持动乱”的罪名，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等所有职务，仅保留党籍。

第三，坚持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的需要。

1978年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因为毛泽东发动十年文革把中共折腾到亡党的边缘，为拯救中共于危亡，而采取的措施。

邓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坚持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是坚持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对党的绝对领导。

1987年，邓小平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借口，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赶下台。

真正的原因是，胡耀邦被指企图逼邓小平交军权。

邓虽然多次讲过要退休，干部要年轻化，但邓并不想放弃他这个中央军委主席对党的绝对领导权。

1986年夏，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就中共十三大的人选谈自己的看法。邓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

邓实际是在试探胡会如何反应。胡没有细想，信以为真，内心高兴，管不住自己的嘴，很快将这次仅限于邓、胡之间的谈话泄露出去了。

胡的这个做法触犯了邓最大的禁忌。

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仅以党员的身份，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表面上，赵紫阳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实质上，邓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务院总理李鹏等的汇报后，将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4月26日，根据邓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对于邓的这个决策，赵紫阳至少四次违逆邓的意志。

第一次是5月3日在纪念“五四运动”周年的讲话中，赵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强调维稳的重要，却只字未提“动乱”。

第二次是5月4日在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中，赵提出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只字未提“动乱”。

第三次是5月16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赵提出各方面对4.26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李鹏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邓小平的原话，不能动。赵明确表示不同意。

第四次是5月17日邓提出调军队进北京后，赵不同意邓的决策，提出辞职，与主张动武的邓划清界限。

在邓小平看来，赵的这一系列做法，是冒犯了他这个中央军委主席对党的绝对领导的权威，也就是违反了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实际上，是四根整人的棍子。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每当他们要整人时，就会抡起这四根棍子，把你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反马列主义的高帽子，将你往死里打。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先是讲发生了“动乱”，后讲发生了“反革命暴乱”。然后讲，“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帽子全扣上了。

之后，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指控赵“分裂党”、“支持动乱”，将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四根棍子”全都打在赵身上。

赵紫阳至死都不承认他“分裂党”、“支持动乱”。

结语

“六四”屠杀发生后，邓小平亲手终结了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

从1989年6月4日至2024年的今天，中共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反，在习近平上台之后，逐步向文革回归，重回“党领导一切”的极权时代。

邓小平曾讲：“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邓亲手终结了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等于终结了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

时至今日，中共的改革开放已死。中共所有关于“坚持改革开放”的说法，不过是在空喊口号而已。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2/11/n141789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