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思，小学教师，男，55岁（1986年采访）。

提起杀人的事，我就还像在做梦一样，没有醒来。

我是1950年3月参加工作的，一直在当小学老师。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1959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回家。其实我在教育战线工作，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做事特别认真，做人特别小心，真的是一点毛病也找不出。可是还是被开除了。回家以后，我任何地方没有去过，一直老老实实地参加农业生产。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只想尽自己的能力把屋里生活搞得稍微像样一点，把几个乃崽抚养成人，再苦再累再不公平的事，我只要一想到这个家，就心平气和了。

我妻子蒋兰桂，温柔贤惠，跟着我吃苦受罪，总没有怨言；我的五个孩子，四男一女，最大的14岁，最小的两岁，一个个长得聪明伶俐，逗人喜爱。别人都说我们是地主分子破窑出好货。其实我们根本不是地主分子，只是出身地主家庭，也不是什么破窑，而是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我是做梦都没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

1967年刮杀人风时，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我一个人逃脱了性命。记得1967年8月26日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吃过午饭不久，我上午割禾有些累了，在屋里睡午觉，休息一会，因为邻大队有杀人的消息已经传来，心里总像有事一样，不安。虽然自认为表现得还可以，但是出身地主家庭，又是被清洗回来的，这本身就是大罪过；由于读过几句书，头脑复杂一些，晓得杀起来会不分青红皂白，就特别多留了一个心眼。这时候突然听得一阵子打点的钟声，当当当当响个不停。打一下，我心里就颤一下。这钟声响得不是时候！

我赶快爬起来，向外一看，油榨房那边许多民兵背着鸟铳、梭标、马刀赶过来了。早两天，我们出身不好的人家已经布置了专人看守，负责看守我的是一个名叫黄大贵的贫农，也许是我命不该死，这时黄大贵闹肚子疼回了家，我这里没人看守。我看到风声不对，觉得还是要跑。我赶紧将一双草鞋放到床边，把蚊帐放下来，做出一个我还在睡午觉的假象，只穿一条短裤，抓起一条汗帕，一顶斗笠，跟妻子打了个招呼，就要上路。

我妻子对我说：“只要救出你自己来，别的事你不要管了。”她又吩咐大儿子家文送我：“快给你老子拿几个粑粑，拿条裤子。这一去，还晓不得能不能再见面。”

我也哽咽地对她说：“你们自己保重吧！我死在哪里，你也不要管了。”我妻子说：“快走，快走，再不走就走不脱了。”

我大儿子家文背着背篓追着我，从后门溜出去，上了村子后面的丰村大岭。家文跟着我一直跑到山上，我怕他跟着我危险，就对他说：“孩子，你回去吧，好生带好弟弟妹妹。”

我太蠢了，太蠢了！我只想到会杀大人，没想到会杀孩子，我只想到我危险，没想到他们更危险！更没想到会一家一家斩尽杀绝！我后悔呀！肠子都悔青！这些年来我一想到这个事就要哭！要是家文跟着我，兴许还能留条命，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是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本来他也跑脱了呀，都怪我！都怪我啊……（说到这里，许振思嚎啕大哭起来，那种嘶哑的捶胸顿足的哭声，叫我们心惊胆颤。可是，我们除了陪着他默默落泪外，一句话都不敢说。说什么呢？他不愿意回忆的往事是我们勾起他去回忆，他不愿意说的话是我们挑起他去说。道县杀人的事，不仅当局者有人希望遗忘，很多被害者遗属也希望遗忘，不遗忘，他们活不下去！许久，许振思才哽哽咽咽地平静下来，但那个胸膛深处喘出来的粗气，怎么听，怎么叫人心碎。）

我接过家文递过来的粑粑，这是七月半过鬼节打的粑粑，沿着一条上山的小路跑进山里。家文下了山，回到家就被捉了去。后来我听说，到我家里来抓人时，我12岁的儿子家武，躲进猪庐里，身上用稻草盖了，可是因为害怕，吓得浑身发抖，被发现了，抓了去。我妻子蒋兰桂和5个崽女被李耀得等几名凶手用绳子捆起，牵到村子后面的烂泥塘，那里有一口探井坑，有四、五丈深，口子两米见方，是当年探矿队下来探矿，留下的废井槽，一梭标一个戳了下去。我们大队那一次一共丢了16个人下井。他们把人推进去后，又把稻草点燃，丢下去烧，里面的人还没有死，烧得一片惨叫。听说，我有个儿子当时没被烧死，几天后，还有人听到他在探井坑里哭……

我在岭上遇到了我们大队一个右派分子许振中（略）。

……我在岭上与振中哥被冲散后，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一刻不停，走了整整一天一晚，到了江华县小圩金田村我妹妹家。当时他们那里还没有听到杀人的风声。我妹妹问我做什么来了，我不敢说实话，讲路过来看看。因为我妹夫家出身也不见得好，我害怕连累他们，有话不敢说，有泪不敢流。一看他屋里的情况，我晓得久住不得。住了一晚，第二天问了一下消息，就告辞了。我妹妹追出来，见我神色不对，就追问我：“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忍不住，哭着对她说：“你不晓得，我们那里杀人了，出身不好的人家都要杀。你嫂子和几个侄儿现在生死不知，我自己也不知死在哪一天。今天我是特意来见个面，以后恐怕就见不到了。”

我妹妹一听，哭了起来。我说：“你不要哭，自己还要多保重。我在这里对你们有妨碍，走得越快越好。”她不当家，身上没有钱，叫我等她一下，又转身回家从妹夫手里拿了一块二毛钱给我，哭哭啼啼送了我好远。

离开妹妹家以后，去哪里呢？我左思右想，无路可走。因为从1959年开除回来以后，好多年没有出过远门，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晓不得。思来想去，只有回道县，因为那时候我晓不得这口风到底是从哪里刮来的，晓是晓得从上面来的，不然的话他们也不敢随便杀人。要是敢的话，我们不早就杀掉了，还能留到今天？但是有一点我心里清楚，执行政策，下面总是比上面左一点，搞得恶一点。不如干脆到县里，找公安局投案自首，当时我估计我这个样子最多就是劳动改造，还不致于杀头，硬是要杀头，也就死在那里算了。

主意一打定，我就沿着务江水库一直往回走。沿途岗哨很多，见了行人都要盘查，没有路条就抓起来。我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岗哨虽然严密，但大多都设在主要的路口、渡口上，荒山野岭上很少有岗哨，我就翻山越岭，专走小路，见人就躲，见岗哨就弯路，一路上是说不完的惊险……但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躲在农村里肯定只有死路一条，要想活命，只有到县里公安局去投案自首。

走了好几天，走到离县城只有几里路的地方。岗哨更密了，查问得也更紧了。到处抓人。对空着两手的人特别注意。我一看，这一关不好过，心里直发怵。可是退还回去也不得了，危险性也大得很，简直就是死路一条。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位老人家挑起一担红辣椒到县城去卖，我急中生智，连忙跑过去，说：“伯伯，这么大一担辣椒，上城里去卖呀？我来帮你挑一截。”老人说：“那怎么要得呢。”我说：“那有什么要不得呢，学习雷锋嘛。”

不等他答应，就把担子接了过去，把称杆让老人拿着，装作一起进城卖菜的，因为老人就是当地人，站岗的民兵认得，终于闯过了最后一关，进了道江镇。

进了道江镇以后，我跑到县公安局去投案，人家不收。我又没有钱住旅社，只好在城里乱转。当时，道江镇的气氛也很紧张，但是不杀人。有个“革联”总部设在二中，二中的大门闭得紧紧的，不准人进去。二中对面的空坪，就是现在的汽车站那里，搭了一个厂棚，铺了一些稻草，里面住满了逃出来的地富子弟，有二十几个人。我也在里面住下来。二中里面的“革联”害怕我们影响他们，也不理我们。这时候，47军6950部队已经进驻了道县。我们每天到武装部排队领两餐饭吃，后来，人员越来越多，部队负担不起，就动员我们回去，说已经下了通知，不准杀人了。可是我们都吓破了胆子，谁都不敢回去。每天都守在武装部门口等饭吃。

住了五天，等到第六天，去零陵的车路通了。道县集中了19部汽车，运送因公路阻断而滞留在县城的旅客去零陵。为了保护旅客的安全，每部车上派了两名解放军护送。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也跟着混上了车。其实，当时我们那个样子，浑身脏兮兮、臭哄哄的，别人一看就晓得是什么人，那个时候对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社会是非常歧视的，那些旅客有些是本地人，有些虽然不是本地人，但在道县滞留了这么多天，对农村杀人的事还是有所耳闻目睹，对我们非常可怜，都不赶我们下车。

车子从道江镇出发，经过十里桥时，被“红联”武装民兵拦住了。命令我们全体下车，要逐个检查。我一听，差点吓晕过去，心想，完了，九死一生逃出来，这一下又自投罗网了，再一看其他几个人，一个个吓得面无地色。幸亏护车的解放军坚持不答应，他们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堵住车门，说：“凡是车上的人，我们在道县已经检查过了，一切问题由我们负责，请你们放行。”民兵们见解放军同志态度坚决，交涉了一阵子，最后开了卡子放行。等车开出十里桥，我一颗悬在半空的心才落回到肚子里。

我跟着车子到了零陵。零陵的气氛虽然也很紧张，但比起道县好到天上去了。在零陵我们又找到地区公安局去投案自首，人家不肯收容我们，把我们赶了出去。我看到在这里没有人肯收容我们，只好自己找活路，说句丢人的话，读过几句书的人，讨饭张不开口，找事做连门都进不去，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碰到一些做手艺的人，看到我这个样子，就收留了我。

我就跟他们走了湖北，在那里学砌匠，烧砖瓦，打零工，什么能糊口就干什么……反正我要求不高，只要给口饭吃就行，加上做事不偷懒，总算还能活下去。

一直到69年，听得道县恢复了平静，才回了老家。这时候，我才晓得一家人早杀光了，房子也被人占了，东西也分光了……可是那个时候，怕得要死，只能打脱牙齿往肚子里吞。

（转自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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