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文革往事有涉及红卫兵的背景、动机、暴行追忆等。就我所见，作者大都是红卫兵、被红卫兵排挤的同学，以及他们同龄的旁观者。作家郑义作为１９６６年清华附中在校高年级学生，谈到了红卫兵产生的一些历史背景）。

但是他只有一个学生因出身不好受排挤的感受，这种局限使他对所谓红卫兵“杀向社会，扫荡污泥浊水”阶段着墨不多﹔而且也只看到此辈“缺德少才，想出人头地又没有本钱”，只好用血统出身标榜自己，搞点子甚麼红卫兵。事实上“缺德少才，缺乏本钱”是中国党、政、军几十年所谓土八路和洋学生，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矛盾的根本原因，这里面根本没有甚麼世界观的差异、改造得好与没有改造好的问题。

在扫四旧中没有亲身被扫，没有荣列被镇压、被专政的对象，是很容易忽略也很难亲眼见到，“贪婪”、“对国外物质生活的病态羡慕”，也是驱使红卫兵疯狂的主要因素。特别在扫四旧后期，这些可说是主要动机。那一段血腥历史，不幸在上述很多文章中，读来颇像“少年趣事”或“下乡采风”之类。近来更有文章冷眼旁观，把红卫兵暴行当做“一种思潮”来研究。我想把它当做一种“思潮”实在是过分抬举它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希特勒的ＳＳ冲锋队，有人把它作为历史来研究，还没有听说尊为“思潮”来研究的。在此谈谈我自己在１９６６年秋天以后的经历，也许有助视听。

　　◇与清华附中为邻

　　１９６６年在北京像我这类平民百姓，在山雨欲来的政治空气中，心中惶然不知何事将至、何时将至。虽耳闻清华附中出了甚麼红卫兵，又被他老人家推崇备至，自己实际上并不清楚是甚麼。加之与该校素无瓜葛，仅住家在成府，相距不远而已，更想不到会在治安机关、街道干部穿引下横祸加身。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不久，还未吃饭，就来了三个手执电线编成的鞭子，穿不合身旧军装的学生，二话不说进门就打，还逼我自报出身。我据实自报为革命军人，反遭毒打。他们翻箱倒柜，到底想找甚麼我也不知道，把一切纸张文件摊了一桌子，逐张审阅。后来他们自己互相嘀咕了一阵，把一堆东野、四野、广州军区的证件证明推向我面前，问我这些证明是真是假。我没好气，教他们回去问他们家长去，并要他们自报家门。气焰最嚣张，像没吃饱饭样子的，是熊向辉的儿子熊某（熊刚，见下文──编注），另一个慌了神，赶忙说我爸爸是邝任农（曾任中国民航局长──编注），我叫邝某某。第三个最贼，想溜，邝某某说他是张某某。当时我虽额头、口角鲜血直流，但想他们都是孩子就算了。

　　不料第三天晚上又来了一群，还开来一辆三轮卡车，其中只有一个肯自报家门，安子文的儿子安某某，他看了桌子上仍堆著的证明，就要同伙回去，但却没有人肯听，席卷进口细软装车扬长而去。清华附中开三轮卡车的司机叫李玉华，家住蓝旗，以前来借过工具，有点头之交。第二天晚上悄悄来家告诉我，听红卫兵说你是华侨“有卤”，主要是冲着你的意大利摩托车来的，你要是不给他们，这事准没有个完。他们从华侨新村抄了一辆和你的一样的车，不会使，还要你去教他们哪。

　　不幸言中，此后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人大附中红卫兵先后数次登门。用自行车链条抽打，逼着要的都是那辆摩托车，顺便把一切印有拉丁文字母的家私衣物，包括中国出口的都席卷一空。再后来，来的是十九中和海淀中学的红卫兵，他们的父母官不大，所以眼界、胃口都小，来的早的，拿走了所有的旧军装﹔来的晚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甚麼都要。除了水缸已家徒四壁，再后来的，是街道的红卫兵，他们一见已一无所有，理所当然的占了我的房子。回想多少年来，我都为自己改造不力，世界观没有能彻底“无产阶级化”而苦恼，至此得到解脱，成了名实相符的“无产阶级”。

　　◇战利品

　　经过一阵子乱打、乱抄、乱扫，形势略有变化。许多老红卫兵因父母倒台，一夜间由红卫兵变成了狗崽子，家中也被砸被抄。当时这种事，哪个单位、学校都有不少，当然最戏剧性的，莫过于情报头子孔原被审查，其妻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自杀一事了。他们的儿子由赫赫的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司令而销声匿迹。

　　当时北京许多单位的运动还没有展开，仅以身免的我，倒有了不少闲空，得以仔细见识红卫兵的打杀砸抢，和多次战绩展览。其中一次是在南汉宸（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编注）被弄死后不久，在他家办的。一个女红卫兵拿着一把折叠伞站在一张书桌前，向观众解说，看，南汉宸的生活多腐化，连伞都用可以伸缩的。桌子上放着抄出来的“封资修”罪证，其实都是些法国共产党出版的人道报，和外贸部门的文件。没有几件衣物和生活用品，使人都不知南汉宸生前怎麼样能够生活。实际东西都叫抄家的红卫兵据为己有，为了空的洋酒瓶子、饼干盒子、香烟罐子分配不均，还打了起来。

　　那时候甚么算封资修？甚么该抄？并无定论。风雅上乘如康生，喜欢据为己有的是画、砚台、古玩。文革后，平反时被收归国有的金银、外汇，和永远再找不到下落的钟表、珠宝、瓷器，反正苦主已死，死无对证。在北京郊区连穿过的裤衩、背心也算是封资修，抄走这些至少省了布票，真正是谁也难以界定。我在一个老首长家还真看到一点红卫兵顺手牵羊来的战绩，那时候他儿子已经走后门当兵去了，不过仍仔细珍藏，夹在毛泽东选集里三张杨柳青手绘的春宫画。１９７８年平反落实政策时，抄家拿走的东西不知去向，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不过后来出现在纽约、东京、香港文物市场上的不在少数。中央美术学院积存了不少院内院外牛鬼蛇神家抄来的字画，其中不乏孤本精品。该院某一把手的女婿去日本留学时就随身带走了一两箱子。原中宣部某部长的女婿自费来美，因经济担保人是个靠社安福利生活的老人，银行存款仅有１０００美元，北京美国总领事馆为此签证拒签，辗转托我去向美总领事馆说项。事后我对他说“办是办成了，不过你去了怎麼样生活啊？”承他坦率告我，会带些古董文物出去，随便卖一件就能吃几个月。叶帅原来的一个女婿（钢琴家刘诗昆──编注）是其好友，会用红旗车把东西直接开到班机肚子下面，送上飞机，海关管不了。里面有几件体积过大的东西，如古筝等，也已和中国民航打过招呼了。

　　◇人命几何

　　有文章谈到在北京大兴县农村，红卫兵把村里地主富农，连大人带小孩都打死的惨剧。实际上这种惨事北京那个区县没有？

　　据可靠消息，北京红卫兵到底打死了多少人，连周恩来总理都没有准确数字，说它死伤无数决不冤枉。在北京昌平县山区有个盛产山里红、核桃的村子叫黑山寨。１９６６秋后，所有地富（包括少量反坏份子）和家属都被打死，连几个月大的婴儿都扔下山涧，真正做到了“社会主义江山一片红”。土改后，经过十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地主、富农早已一贫如洗，但村干部家属和红卫兵，为了争死人剩下的衣裳褂子、缺胳膊少腿的炕桌、板凳、吃剩下的咸菜、杂粮，仍大打出手。我近年曾经去过那里，村领导已换过三四代人，由于当年铲草除根并无苦主遗孤留下，往事无人提及，逐渐被人淡忘。我向村领导提起此事并建议他予以平反，他答道：“老年间的事了，又没有人管，算了吧”。我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行，事隔五十多年仍在世界范围里清查追踪罪证呢。”他说：“那不成了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了吗？”

　　北京市内的惨剧不比郊区少，只是少有合家老小几辈都被打死的。１９６６年秋天十万人齐聚工人体育场，集会声讨崇文门外拦杆市反动资本家砍红卫兵的罪行，此事曾作为红卫兵造反有理的证据，广为传播。十余年后，当年两个红卫兵当事人之一的Ｓ女士，作为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生，分配来和我共事，由于好奇，我问过她此事始末。

　　承她坦率告我：“拦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麼，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过，他教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

　　从我离开中国，就竭尽全力想忘记文革、红卫兵这类梦魇。也极少牵涉中国事务，老老实实当我的假洋鬼子。但世界上冤家难解，阴魂不散，想不到在大洋此岸，也照受欺凌。和我十多年前同为铁杆共和党的一位很热心人权运动的朋友Ｇ女士，五六年前打电话给我说，一位杰出的中国民运人士来此演讲募捐，希望我陪她参加演讲会前的餐会。她向主讲人介绍我说“这位也是你们中国来的，和天安门事件一样，他在暴政下，被红卫兵打成残废……”。我寒喧后并没有说话，倒是参加餐会的宗教界人士听到后过来和我拉手致意，并问及原委。

　　我并不认识那位主讲人，更不知道他过去是红卫兵。在不懂中文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大声用中文质问我：是正牌的红卫兵打的你，还是出身不好的假红卫兵打的？又告诫我：民主、人权是世界上不可逆转的方向，你不要用过去红卫兵的个别缺点，干扰民主运动大方向，自取灭亡。看来事隔三十年，当年的“狗崽子”还是只有狗权，并未因地理位置不同，而有了人权。

　　听中国研究生说，海外民运人士众明星中，不乏当年联动成员，和曾经上窜下跳之士。说它是不幸中的大幸，是因为表明“革命没有后来人”。说它是大幸中的不幸，是因为鱼龙混杂，虽经春雷，部分蝌蚪尾巴并未脱落，实在是积重难返。

　　◇牛棚琐事

　　文革中期，我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在北京一个工厂里和三十来个“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改造。“棚友”白天各自分头劳动，一早一晚都集中在牛棚里学习毛主席思想，批判改造自己。“棚友”中多数都年纪不太大，出身良好，属于说错了话，做错了事那种类型。只有我和另外两位半老太太年纪大，显得扎眼，倍受专政队员折腾。所以平时除了我们三人说话外，别人怕受旧社会思想沾染，也就不太搭理我们。

　　一位年长一些的老太太叫吴碧雯，是前清贵族后裔，二十多岁就守寡，盼著独子赵某某长大成材。赵从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与同班同学结婚，多年来夫妇同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书。因为信奉天主教，出身又不好，一直被视为异类，师范大学红卫兵一成立就拿他们夫妇祭刀，夫妇不堪毒打，一起自杀身亡。吴自己年轻时读过书，没做过事，四十多岁才出外在电容器厂当卷绕工，根据墙上公布的罪行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带金丝眼镜，裹过小脚，但已解放，不积极批判封建主义裹脚，扫厕所站在水里还穿着袜子。吴并不封建，我们扫完污水休息时，她举脚让我这男人看过，虽是解放脚，但八个脚指都蜷在脚掌下。她说，我这人活在世界上都多余，还怕别人看脚丫子？我移民美国近二十年没有和她再联系，估计她早已经去世。老姐姐，希望您在天之灵有知，我含着眼泪，现在美国为您说句公道话哪。

　　另一位年轻一些的老太太，名字叫王秋菱，他和夫婿两人都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北京购买了一家铁工厂。解放后王对政府号召表现积极，被捧为东城区政协委员。工厂公私合营后两年，王因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厂里当工人。王秋菱为人直爽，有甚麼说甚麼，她告诉我，一家人差不多同时全被关押专政，老头子在营口，两个儿子在北京，就她轻一点晚上还能回家。又后来才从她口中知道，小儿子是中学生喜爱化学，自制炮竹被关押﹔大儿子就是写“出身论”的遇罗克。

　　有一天早上，天气阴沉，“棚友”学习时间都过了，但专政队没有像往常一样叫大家出去劳动。九点多钟我正纳闷时，忽听得门外大声叫王秋菱出来，王站起来，经过我面前时，停下要了两根烟卷，我小声问她甚麼事，她没有说话慢步走了出去。又过了一小时，专政队把我们全轰到操场上听公审大会广播，心中七上八下，脑袋昏沉，但我听到了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等等。公审会后我们没有许吃饭，又押回“牛棚”学习，王秋菱还没有回来，但从门外专政队员大声热烈说笑，我听到王仍旧拘留在保卫科，并且已通知她，交她儿子死刑所用的子弹钱。

　　◇红色家长

　　我来美国以后，不只一次被人问到，当年红卫兵是小孩子，是年轻人，胡闹可以，但是他们家长不管吗？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抄家以后，生活无著，我时常在不避嫌的同事Ｍ家混饭吃，一天Ｍ君告我，老首长Ｃ将军叫你去他家吃饭，吃王八。王八，就是鳖，马家军赖以创造世界长跑记录的东西，也是原籍湖北的Ｃ首长，用以保持青春常在的东西，老家县干部每月按例发来四五十个。饭间首长谈到，红卫兵闹闹，实际上也很有必要。你看，四九年进城以后干部政策越来越不象话，甚麼样出身的知识分子都能来当干部，那些延安过来的都捧疯了，清一清也好。还有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在北京，天津入地下党的学生，一入伍就是正连级，甚麼话啊！有的到了地方上，一去就是十六级，组织部门真乱弹琴。我装傻问他，那我怎麼样办啊？他说你担甚麼心啊，连你都不要，谁帮我们写信、起草文件、指示啊？Ｃ的公子在“西纠”，定然会秉承家训。

　　文革前，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有一位主管港澳事务的负责干部Ｘ君，今天避秦美国的金尧如、罗孚先生可能都认识他。当年有位潜藏在港英警方几十年的同志，大约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廖承志之外，可能只有Ｘ君知道他的底细。不意忽然一日，Ｘ接到指示动用这位同志，Ｘ急返广东向中央领导建议，此等小事不应动用该同志，以免危险暴露。但返港不久，Ｘ君又接指示，照原计划执行，当然该同志背景也就随即为港英获悉暴露，成了一起重大政治事故。事后，上述中央政要无一承担责任，承认自己曾经下过动用的指示。Ｘ君官小，成了唯一可能被怀疑的对象，被拘留审察于四川某地农场。直到文革开始后，为了方便审查，押来北京，关在陶然亭监狱，与李一氓隔邻。文革后期李一氓获释，Ｘ托李带一申辩信给中央，不久Ｘ也在无结论情况下，获释回西安门宿舍，发一国务院出入证，每月给１５０元生活费。

Ｘ君有两子，幼子因为“联动”打人致死，因爸爸有问题无靠山，被北京卫戌区拘捕入狱。长子天资过人，因爸爸问题，文革开始时已相当早熟，不象一般干部子弟那样，无知加无礼。由河南农村插队回京，一无亲人，二无户口，努力自学成材，英文、法文、日文都达到很不错的水平。Ｘ君与外界隔离多年，在获释后才得知１９６６年红卫兵的情况，和自己孩子的情况。他痛心的说，我像他们那样大的时候，参加革命打日本鬼子。可是在错误的领导下，革命后代成了土匪，甚么都不会，甚么都不懂，只会打砸抢。我自己被冤枉关了多年，我认了，只可惜没有人管孩子，我们的孩子全毁了。我告诉他，并不全如此，他的大儿子很不错。Ｘ说老大从文化上看可能不错，可是我们Ｘ家坚信马列主义，他不信。

　　◇“失控”在北京

　　中国是百姓一举一动都受到控制的一个国家。即便在无法无天的文革中，一个人一个月许吃几斤粮食，这些粮食中有多少斤是面粉，多少斤米，多少斤杂粮。一个人在甚麼时候许结婚，婚后那一年许生孩子，孩子出生后具有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无一不在控制之中。那麼为甚麼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残害打死打伤那麼样多的人，而没有人管？是毛泽东下命令打杀的吗？显然没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等等毛论，已经有了几十年，为甚麼解放初期的学生没有如此暴戾？许许多多善良正直的美国人，都问过我这个难于回答的问题。

　　依我所见，依我所挨之打，这是个渐进过程。一开始打人是发生在学校内，因为１９６６年以前，中国的学校，还是实事求是的依据学习成绩来评定学生。想打人的，也大都是那些除了出身血统好之外其余什麼都不好，出不了风头心中积怨，认为学校领导不识货的红卫兵。被打的就是作家郑义提到的校长万邦儒和团委书记，那种被认为没走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人。当时不是当权派，因政治成分不好而被打的也有，如近年来美国访问过的钱伟长教授夫人孔祥瑛，但总的说来，人数还不算太多。而较成熟，书读得好的干部子弟，也没有多少这种“谭力夫”心态。据说１０１中学，当年在校时品学兼优的毕业生毛远新，就公开对１０１中学红卫兵的作为有保留。事实上在１９６６年以前，因出身好而书读不好，怨天尤人，迁怒社会的现象，由来已久。哪一个被派去清华大学工农干部速成中学教书的教师，都头大，即便是工农出身的党员教师，也照样会被一些学生责怪“对学生缺乏阶级感情”。哪个单位也对分配来的这种毕业生敬鬼神而远之，工作不会做，抱怨特别多。后来，也有不少争得了高级这个、高级那个的头衔，近年我接触到的几个，除了年龄外，未见有甚么长进。

　　打人，包括打人致死，和吸毒一样会成瘾。在一个被血统论毒害了的社会更加如此。打人十分解闷、好玩，打得他妈的鸡猫子直叫，挺过瘾。打人可以表现立场坚定，党性成熟，促成提前入党，和跟着来的物质利益。打人也可以报私仇，可以掩盖一切做过的贪污盗窃等犯法行为，真是何乐而不为。

　　北大附中红旗第二次来抄我家的一个女生，比我家的八仙桌高不了多少，用自行车链子打人特别凶狠。她走后，我去北医三院急诊室包扎皮脱见骨的伤口时，大夫还以为是汽车撞的。经我解释后，大夫问我她怎麼下得了手？我坦承，我也不知道，实际上我今天也还是不知道。

　　我有一个以前的部属，那时在总后集宁办事处工作，出差顺便来看我，大吃一惊，感到不可思议。事后他没肯立即回去，在几天调查后，一天非拉我和他一起进城，说去看“刑场”。去的是景山附近的北京市少年宫，刚进门就听到阵阵哀号惨叫，院子里、屋子里都在打人，而且一个地方也不止一两起，自行车链子是人手一件的刑具。我自己是上过战场、打过仗的人，但也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完全给镇住了。

　　我急速退到门口，不料传达室里也正在打人，两个十三四岁的红卫兵，正在抽打一对老夫妇。老太太是小脚已被打倒在地，地上有一大滩不知哪里流出来的血。老头子看见我们在门外看，就冲着我们喊求救：“我不是逃亡地主，日本投降前四年我就来北京了……”。我们硬著头皮了解了一下，老夫妻住在宽街，公私合营后，在家开卖烟卷火柴等零碎小铺，应当算是小业主。红卫兵说他们是逃亡地主加资本家。这两个红卫兵是灯市口的一个中学的学生，我们劝他们放人，他们不肯，反问我们甚么出身？

　　这时有红卫兵押著四个满身是血的老人，脚步蹒跚的抬着死人从院子里出来装车。我们跟着走到门口，看见门口有辆三轮卡车，车上已堆著五个死人，天气炎热，腥臭无比。待我们再回到门里，那个老太太已经打死了，老头子倒在地上喘气，已无力再喊求救，红卫兵坐在传达室的椅子上休息呢。回海淀的路上，我们两人都不想说话，心里堵得很，伤口也很疼。到家门口，他站住对我说：“我不进去了，明天早上就回部队，你好好当心保护自己。咱们革命革到这份上，我都不知道该说甚麼。我看只有周总理有能力、有威信能制止这样乱来。”我说就看他想不想管了。

　　不久，周恩来总理对抄宋庆龄家的红卫兵的讲话传出来了：“你们要去她家扫除封资修干甚么？她本来就是个资产阶级份子，还有甚么东西不是封资修？明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年，还有国外的人来参加。你们把她家抄了，别人看见会说甚么？”。考虑到宋庆龄解放前，特别是革命还很困难时期的贡献，考虑到解放前后，周恩来对这位“国母”讲过多少溢美之词。老太太当年真听见这话，不知会气得背过几回气去。反正我听见后，该死该活都死了心了。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