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生活了101岁。他出生于清末，在中华民国时代生活了37年，在中共统治下生活了56年。

但他的代表作《家》、《春》、《秋》等，都是在民国时写成的。在中共建政后，直到晚年写出《随想录》，半个多世纪，传世之作很少。

主要成就在民国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正通顺街一个大户人家。

1920年8月，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英文；1927年，留学法国；1934年，留学日本。

1921年4月1日，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中篇小说《灭亡》。

巴金作为一个作家、出版家、翻译家的声名，是在中华民国时代建立起来的。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比如，他的10本长篇小说，10本中篇小说，12本短篇小说集，15本散文集，26本译著，2本自传与回忆录，2本论著，都是1949年前出版的。

紧跟中共留污点

1949年中共建政前，巴金是一个相对单纯的作家；但在中共建政后，巴金却成了作家里的官，且官越做越大，当过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从中共建政一直到文革爆发前，巴金紧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部署，积极投身毛发动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他还经常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并接待来访的外宾。

1966年文革爆发不久，巴金受到冲击，被作家协会指令参加“运动”，继而被关进“牛棚”，只能写交代，被剥夺写作的权利，被抄家，被批斗，过着被称为“牛鬼蛇神”的艰难日子。

1968年夏，他在上海全市电视批斗大会上被批斗。之后被送到松江、奉贤等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1972年8月13日，他的夫人萧珊在屈辱中病逝。直到1976年10月，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他才重获写作的权利。

1976年“文革”结束后，巴金曾感叹道：“十七年中（1949-1966）没有写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刘再复回忆说，1988年5月，他到上海开会，曾登门拜访巴金，并告知，《文学评论》准备发一篇《评巴金近三十年来的创作》的文章。巴金立刻严肃地说：“千万不要发表，近30年来，我写的都是遵命文学，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巴金拉住他的手说：“我是愈紧跟愈写得不好啊。”

巴金最大的污点是，在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遵命写了不少跟风批判的东西。比如：

1955年，毛发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他写过批判他的老朋友胡风的文章《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写过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作家路翎的文章《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

1957年，毛发动“反右派运动”时，他写过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参与了对文艺界知名人士孙大雨、冯雪峰、丁玲、艾青等的批判。

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他曾对他的朋友柯灵等落井下石。

1956年，作家柯灵应统战部和文化部的要求，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不夜城》。文革时，《不夜城》被点名批判为大毒草。当时上海文艺界领导指名要他写一篇批判文章。他写了，发在《文汇报》上。其中写道：

“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地改造自己、你不遵守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不能同工农兵打成一片，不能取得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就不能为工农兵服务。你不为工农兵服务，就要为资产阶级服务；你不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就会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管是有意或无意，你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替剥削者讲话。《不夜城》是这样，《林家铺子》也是这样。”

晚年难得是忏悔

十年文革结束后，巴金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虽病魔缠身，仍以顽强毅力，写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历时8年，共计42万字。

1978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出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150篇《怀念胡风》。

然后，以每30篇编为1集，共出了5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

其中最闪光之处有二：一是讲真话，二是忏悔。

关于讲真话。巴金写道：“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

关于忏悔。文革结束后，上世纪80年代，许多中国作家作品的主题是：我控诉。但巴金作品的主题却是：我忏悔。

他曾经讲：不忏悔，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向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意志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林彪、“四人帮”几个人身上。

巴金的忏悔贯穿在《随想录》中。他写道：

“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20世纪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

“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认为‘造反派’不理解我这番用心感到痛苦。”

“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

作家萧乾说：“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

作家金庸说：“巴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敢于用作品解剖自己的灵魂。”

遗愿未了成憾事

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他写道：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1995年，“文革”30年前夕，年过九旬的巴金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一书写了后记。这本书分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书中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之一。

巴金对这本书的编者杨克林说：“（建‘文革’博物馆）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

但是，从巴金提出建“文革”博物馆至今，37年过去了，巴金遗愿未了。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1岁。

结语

当今中国，从中共最高层到最基层，许多人的思维定势仍然是：错的都是别人，对的都是“老子”；拒绝忏悔；满嘴假话；谁讲真话打击谁；文革余毒沉渣泛起。

巴金虽然有他个人、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毕竟，在十年文革结束后，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仍然很大的情况下，他能够反思文革，忏悔自己做过的错事，倡导讲真话，反复提醒后人警惕文革悲剧重演，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8/31/n1406443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