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敌人，要幻想出一个敌人来与之斗”，百年中共一直在这么干？为什么？

在北京天坛东面，有一条幸福大街。幸福大街9号楼12号，曾住着一个四口之家。1968年6月19日晚，从这个四口之家走出一个人。他低头无语，默默地向北走，再向东走，最后走到一个公社的养鸭场。

这个养鸭场成了他人生的终点。第二天，他被发现吊死在一棵槐树上。

他就是中共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死时年仅31岁。

1959年4月5日，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上获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共建政后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当时，中共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对此做了大量报道。容国团回国后，分别受到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接见。一时间，容国团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鲜花、掌声、赞扬纷至沓来。

但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容国团，到了1968年却走上了一条自杀的不归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可能有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他的老领导贺龙被打倒。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被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随后，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党政军高官相继被打倒，其中包括中共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

1968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军管国家体委的命令》，决定对全国体育系统由军队接管。命令称：国家体委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

贺龙从1952年起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直到文革被打倒前，他一直都是国家体委主任。容国团1958年从广州队调到国家队，长期处于贺龙的领导之下。

1959年容国团得世界冠军回国，贺龙亲自到北京机场迎接；回到驻地后，贺龙特意为容国团和他的队友举办一场招待舞会。之后，容国团成了贺龙的“金字招牌”，到处带着他“显摆”。比如，他曾带容国团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表演；凡有重要外宾来访，他常带着容国团出席国宴等。

总之，在容国团成长的路上，贺龙给了他很多鼓励与支持。

贺龙在文革中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后，容国团被划到贺龙“黑线”上去了。

第二，他的两个教练、来自香港的乒乓球名将被逼自杀。

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是上世纪50年代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回到大陆报效祖国的乒坛三杰。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从香港到大陆，获得过许多乒乓球大赛的冠军。他们也都是杰出的乒乓球教练员，带出了不少世界冠军。

傅其芳、姜永宁比容国团年长，他们两人都当过容国团的教练，为容国团1959年夺得世界冠军倾注了大量心血。

1960，傅其芳担任国家乒乒乓球队总教练、男队主教练后，带领国乒男队连夺第26届、27届、28届男团冠军、男单冠军。他指导的庄则栋连续夺得第26届、27届、28届男单三连冠。

但是，在贺龙等国家体委领导被打倒后，作为国家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傅其芳首当其冲。他被诬陷为“潜伏特务”、“资产阶级分子”、“贺龙修正主义集团红人”，被关进小屋里日夜批斗，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1968年4月15日，傅其芳被造反派痛殴，打得浑身是伤。4月16日，不堪折磨的傅其芳，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窗台上，年仅45岁，当时，他的儿子不满10岁。

姜永宁是贺龙专门托人请他从香港到大陆打球的。到国家乒乓球队之后，无论是在教练中，还是在队员中，他的工资都是最高的。1957年退役后，他在国乒队执教七年多。1965年调任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

贺龙等国家体委领导被打倒后，姜永宁被诬陷为“大汉奸”、“日本特务”，被关押，被抄家。

在关押地，他被四个彪形大汉拳打脚踢，打得鼻青脸肿，满脸是血。他钻到床底下，又被拖出来继续打，直到打得昏死过去。

1968年5月16日，他被勒令打扫厕所。完事后，他悄悄去了四楼的一个房间，再也没有出来。

当人们发现他时，他已吊死在窗户上，年仅41岁。当时，他的小女儿出生才50多天。

傅其芳、姜永宁之死，对容国团的刺激非常大。他的老队友徐寅生说：“容国团确实受不了。受不了之后，想不开。所以，最后走了。”

第三，他被批是“特务嫌疑”。

1937年8月10日，容国团出生在香港一个工人家庭。他从小爱打乒乓球，他的舅父是他的启蒙教练。他15岁代表香港工会联合会乒乓球队参加比赛；17岁在香港乒乓球埠标赛获得冠军；19岁夺得全港公开赛男单、男双和男团三项冠军；这一年，他还以2:0击败两届世乒赛男单冠军、日本乒乓球名将荻村伊智朗。

就因为他来自当时仍处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贺龙倒台后，他被当成“特务嫌疑”，受到追查。造反派头头找他谈话，要他老实交代“特嫌”问题，不交代就要采取革命行动。

此前，造反派已经对傅其芳、姜永宁采取了“革命行动”，两人都被逼自杀。下一个就要轮到容国团了。

容国团的妻子黄秀珍说：“容国团在香港生活十几年，从没有经历过任何政治斗争，当运动来临时，就好像大祸临头，根本找不着出路。一个把全部经历都投入到乒乓球事业的人，一个生活很简单的人非要给扣上‘特嫌’这个大帽子，心里的冤屈憋的实在喘不过气来。”

第四，他对“冠军越多越反动”不理解。

文革爆发，群魔乱舞，人妖颠倒，不仅“知识越多越反动”，而且“冠军越多也越反动”。

容国团的妻子黄秀珍说：“拿冠军越多啊，罪恶就越大；这个他是想不通的。”

1957年11月29日，容国团从香港到广州，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从此，无论是代表广州队，还是代表国家队，他拿了很多冠军。

1958年3月，作为广州乒乓球队的主力，他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九城市乒乓球赛”，以3:0击败国家队主力、世界排名第八的王传耀，夺得冠军。

同年，他代表广东队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获男子单打冠军；随后被选入国家队。

1959年，他在德国多特蒙德举办的世锦赛上，以3:1的绝对优势，打败匈牙利老将西多，为中共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

1961年4月9日，容国团和他的队友们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上获得男子团体冠军。

1965年，容国团作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教练，带领女队赢得第28届世乒赛团体冠军。他训练的两个队员郑敏之、林慧卿还赢得女子双打冠军。

容国团去世后的第二天，郑敏之说：“容指导我理解他。他是尊严高于一切，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不用你斗我，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罪。”

第五，他参加第30届世乒赛的梦想破灭。

1969年，第30届世乒赛在德国慕尼黑举行。

作为一名教练员，容国团很想带他的队员参加这次国际大赛，希望能够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一心一意为中共争光的，不是什么“特务嫌疑”。1968年5月，他给国家体委写了“请战书”。结果却是，不仅请战书石沉大海，而且更大的风暴降临。

1968年5月国家体委被军管后，全国体育界开始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对于容国团的请战书，国家体委军管会不仅不批准，还责令他写检查，质问他为何要写请战书。

这意味着他带领球队参加世锦赛的可能性归零。眼前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对于以乒乓球为生命的人来说，不能打球，又看不到任何希望，加上他的亦师亦友的两个教练被逼自杀，他感到活着没有意义了。

结语

从香港回到大陆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是真心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热爱共产党，才到大陆为中共的乒乓球事业奋力拚搏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加入了中共。

容国团的好友张五常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从朋友那里得知，容国团“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

容国团应召进入国家乒乓球队后不久，把父母也从香港接到北京，自断了回香港的退路。

但是，在文革中，三位中共党员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都被中共逼上了绝路。

何故？容国团崇拜的毛泽东讲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毛一生就是这么斗过来的。特别是“与人斗”，没完没了。有敌人要斗；没有敌人，要幻想出一个敌人来与之斗。

毛当政27年打倒后又被平反的许多党政军高官，都是毛幻想出来的“敌人”。傅、姜、容也是文革中积极追随毛的造反派幻想出来的敌人。

“没有敌人，要幻想出一个敌人来与之斗”，百年中共一直在这么干？为什么？

2004年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揭开谜底：中共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教。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4/12/n1422384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