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 因为担心他那日伪时期的丑事被调查出来，江泽民在文革中吓得够呛，王冶坪给江出了个主意，故意在一些小事上做得差一点，把造反派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无关政治大局的小事上来。
1966年，江泽民40岁，所谓不惑之年。五月，江泽民被任命为一机部在武汉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并代理党委书记。这个任命把江泽民提拔成了十三级干部，也即跨进了中共高干圈子。更让江泽民庆幸的是，从上海调到新单位武汉时，正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因为调来时间太短，人们提不出什么东西来批判，江因此在被中共称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浩劫中却没怎么被触及灵魂。不过江泽民到这个研究所当所长时间不长却有了一个绰号——“江牛皮”。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的是在党内把丢失的独裁大权从刘少奇等人手中夺回来。他发动学生和基层工人起来“造反夺权”，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被冲击、揪斗，甚至被关押、毒打。在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组织的造反夺权尤为激烈。“轰轰烈烈”的文革过后，许多当年在上海的同事劫后余生，纷纷打听各自的下落，他们却惊讶地发现江泽民这个“牛皮”所长竟然躲到武汉，基本没受冲击，还在72年被派到罗马尼亚转了一圈。那些吃尽了文革苦头的同事不禁不平地感叹，“还是人家江牛皮牛呀，人人都得脱层皮的文革人家都能躲过去，这‘牛皮’不是白给的呀。”
江泽民抱叶利钦。（网络图片）
其实江泽民在文革中也是吓得够呛。虽然武汉热机研究所新成立，上上下下都是从各地调来的新人员，不像老单位那样人与人之间积累了很多矛盾和冤仇，因而文革搞起来时没有太多私仇公报的残酷，但是毕竟所长江泽民是“当权派”，文革中的揭批调查很让江害怕，担心他那日伪时期的丑事被调查出来。1966年11月，江泽民借探亲和汇报工作为借口，先到北京探听了一下政治风情，紧接着赶快回上海住了几周听听风声，对依然在上海工作的王冶坪一再嘱咐，千万不要乱讲话，尤其是出身问题。
江泽民与汉奸父亲墓碑。（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王冶坪自然不会怠慢，因为江泽民要是成了汉奸，她自己就成了汉奸家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王冶坪给江出了个主意，故意在一些小事上做得差一点，把造反派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无关政治大局的小事上来。
回到武汉所以后，江泽民采用了小事全承认，大事不含糊的态度。群众批判他工作不踏实，只会吹牛皮，他就自我检讨“大家说的对，我是江牛皮”。江泽民从小受扬州戏子的熏陶，口袋里总装着把梳子，时不时地就拿出来梳梳头发，不管人前人后，女里女气的还自我感觉良好。在批判“走资派”时，群众指出江泽民是“小梳子，大脑袋”，“资产阶级作风”，江泽民也赶紧认了。2003年江泽民在人大会议期间会见湖北代表团时说,“造反派问我最怕什么，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这句话，我被批斗了三天。”心里没鬼，怕毛主席干什么？当时的人们爱还爱不过来呢！那时候“政审”（政治审查）人员到处搞内查外调，许多人几十年前的陈年烂谷子的事都被翻出来了。江泽民始终没有被打倒的原因是他有金字招牌“革命烈士遗孤”——“烈士”已死，无从对证，调查的人也就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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