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3日半夜,上海复兴中路1473号,一座欧式花园洋房内,一个人吊死在南窗口,脸朝墙壁,两脚离地板仅几公分,一只脚穿着袜子,一只脚光着。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最信任的高官——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
金仲华其人
金仲华1907年出生于浙江桐乡梧桐镇一个书香门第,4岁能顺畅诵读《千字文》,6岁入读县立崇实小学,13岁入嘉兴第一中学,16岁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大学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萧项平等同学结为知己。
他曾是中共的老报人。
1928年,金仲华以优异成绩被上海商务印书馆录取,在叶圣陶主编的《妇女杂志》当助理编辑。从此,开启了他的新闻生涯。
1934年,他受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邀请,参与创办《世界知识》,后任主编;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经中共地下党员廖承志推荐,在香港任《星岛日报》总编缉。1942年,在桂林当过《广西日报》的主笔。
1944年冬,在重庆,经中共地下党员田价人、刘尊棋介绍,他进入美国新闻处工作,历任助理翻译、编辑、译报部主任。他常选译中共《新华日报》的言论、消息,翻译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参加创办《联合日报》《联合晚报》。1948年7月,受中共委托,到香港主编新华社香港分社《远东通讯》(英文版),年底任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总主笔。
1949年中共建政后,他当过《新闻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文汇报》社长;1952年,成为中国新闻社首任社长。
他曾是宋庆龄最信任的助手。
1938年秋,他在香港加入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任中央执行委员并编辑中文版《保盟通讯》。宋庆龄的许多文章都是由他从英文译成中文的。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以及后来在寓所设宴招待毛、周等人时,她都让金仲华陪同。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电邀宋庆龄到北平参加中共政协会议,其中特别提到,“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将电报)送去”。
1951年宋庆龄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创办英文杂志《中国建设》时,特邀金仲华任社长。
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更名为中国福利会,金仲华是第一届执委会委员,并负责国际宣传委员的工作。
他也是中共的一名文化官员。
1949年4月,他随陈毅进驻上海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金仲华为何自杀?
1967年1月,文革爆发的第二年,上海掀起夺权风暴,成立上海市革委会,金仲华被排除在外,一度赋闲在家。
但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没有放过他,对他大会批,小会斗,贴了他的许多大字报,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不学无术的假专家”,“反对毛泽东思想”,执行“修正主义办所路线”等。
金仲华最终被逼上自杀的绝路,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他被怀疑是“美国特务”。
1944年,他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工作过。美国新闻处是美国战时情报局的驻华机构。
1949年中共建政后,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共与美国关系恶化。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了中共的头号敌人。
在文革极左年代,曾经与美国沾边的,常被怀疑是“美国特务”。
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国新闻处就是特务机关,参加美国新闻处的人,多数都是特务。张春桥在金仲华专案组的报告批示:“此人社会关系复杂,务必查清。”
张春桥发话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对金仲华的斗争急剧升级。
如上所述,金仲华当年是经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到美国新闻处工作的。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便,在替中共做了许多事。
如今,他为中共所做的一切,不仅不是他的功,反倒成了他的罪,尤其是,他被怀疑是“美国特务”,这令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第二,他被逼交代刘思慕的“美国特务”问题。
金仲华去世前一天,1968年4月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通知他,外交部外调人员将于4月4日再次来,向他调查刘思慕在美国新闻处的问题,要他必须老实交代。
刘思慕是他多年的老友、同事、下属,当年在广州的美国新闻处工作过,当过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副社长、社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兼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
此前,从3月29日起,外交部造反派外调人员就已连续数天对金仲华进行诱供、逼供,要他交代刘思慕在美国新闻处充当“美国特务”问题。
面对逼供,金仲华不是推说“实在想不起来了”,就是说“不知道”,甚至还对造反派头头表示,“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了”。
但现在,造反派又来逼迫他了,他实在受不了了。
第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宋庆龄的80封通信被抄走了。
1968年中国新年刚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冲进金仲华家,不但抄走了他的著作、手稿、资料等,还把数千册中外图书、字画、古物、国际友人的赠品都抄走了。
当造反派发现金仲华保存的87封信,正准备装进麻袋时,一向彬彬有礼的金仲华突然大声抗议说:“这些信件绝对不许动!你们不能看,这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造反派根本不理他的茬,将他重重推开,装进麻袋,扬长而去。
上海市革委会在写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关于金仲华问题的报告”中说:“在金住处抄出金、宋之间往来信件80件(1945年到1967年)。”“这些信件,绝大部分是宋给金的,也有金给宋写信的草稿,几乎全是用英文写的。”
“80封信,分年统计如下:45年2件,46年2件,48年1件,49年2件,50年2件,51年1件,52年17件,53年5件,54年1件,55年2件,56年5件,57年3件,58年4件,59年1件,60年1件,62年7件,63年3件,66年1件,67年13件,无年份13件。”
因为金仲华是宋庆龄最信任的人,他们之间的私密通信,肯定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心里话。
据曾担任过中共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回忆:
文革期间,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中共极度失望。
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在一封信中,宋庆龄写道:“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之间,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文革中,宋庆龄曾表露过想离开中国大陆的意愿。
参与保管“蒋介石日记”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2012年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
“宋家的家属跟我讲,他们当时很认真地跟北京联络,要把宋庆龄接出来。宋庆龄也想出来。这个接洽谈判都到了很具体的程度,包括美国的宋霭龄愿意支付700万美元的保证金,让宋庆龄出来。谈判已到最后关头了,都准备欢迎她来了,最后不晓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认为国母怎么能走呢?所以很遗憾,她们宋家姐妹到最后都没有再见上一面。”
从宋庆龄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七封信中,从宋庆龄与她在海外家人的联系中,可见她对毛发动的文革相当不满。
这些话,很可能在她用英文写给金仲华的信中都有表露。
宋庆龄在写给金仲华的信中特别嘱咐他“阅后烧掉”。但是,金仲华觉得这些信太宝贵了,舍不得烧,结果,全部被造反派抄走了。
自从这些信被抄走后,金仲华的情绪一落千丈,整天神色忧虑,沉默寡言。
此后,他便开始安排后事。据他的外甥女刘丽朝回忆:“在抄家之后的日子里,舅舅的心情似乎更糟糕了,也开始暗暗做着安排。他把住在家里的小孙女托人送回了广西,又把从小在身边带大的外孙女园园送回北京,连我也不能留在上海了,舅舅一定要我去北京。临走前,我去看望舅舅时,见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手扶着额头,一边低声自语,‘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1968年4月4日深夜,金仲华自我了断,时年61岁。
结语
宋庆龄作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夫人,理应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走与普世价值接轨之路,但是,她却被共产主义的花言巧语迷惑,最终跟苏共、共产国际、中共搞到一起,成为中共的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工具。
当中共权力巩固之后,她的利用价值不断递减。中共建政后发动的一场接一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造成巨大的灾难,与当初中共的承诺完全背道而驰,令她苦闷、迷茫、悲伤。
在十年文革中,她与极少数好友的私人通信中谈了她对文革的不解、不满、失望、忧虑。这极少数好友中就有金仲华。
金仲华深知中共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当造反派将宋庆龄写给他的信抄走后,一方面,他对违背宋庆龄“阅后烧掉”的要求而痛悔自己的过错;另一方面,他担心因他的过错给宋庆龄带来巨大政治麻烦。
对中共红色恐怖的巨大恐惧,令金仲华无法解脱,最后只好一死了之。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9/19/n1433402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