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连人民的死活都不顾的人，是决不可能“为人民谋幸福”的！

那么，“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一生谋的究竟是什么呢？在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回忆录《我的伯父周恩来》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

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

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

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

看完这段记述，许多读者都会注意到以下两点：一个是周恩来冲口而出的那句话：“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另一个是周的卫士长张树听到周的这句话后的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

那么，毛的“心思”究竟是什么？很显然，那就是权力！再没有比能经常接触毛的人更清楚这点了，所以当毛从昏迷中刚刚苏醒过来时，周才会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周的卫士长张树听到他的这句话后才会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

无独有偶，林彪在他的笔记里也曾写过：“他（指毛）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事实也确乎如此。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以及喜怒哀乐始终指向一个中心：权力。夺取最高权力，独霸最高权力，巩固最高权力，耍弄最高权力，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主题。

毛泽东对权力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刚起家时，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扳倒对手，夺取党的最高权力。这个目标实现后，他的目标随之转变为如何取代蒋介石，夺取整个中国的最高权力。等到他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后，他又开始与史达林、赫鲁雪夫较劲，与美英等西方强国争高低，图谋当上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甚至夺取主宰整个世界的霸权。

一
毛的第一次权力斗争发生在1921年。

作为中共在湖南的领导人，毛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员。但除了亲戚朋友外，他发展的人并不多。那时在湖南参加中共的人，包括刘少奇等都不是毛介绍的，而是在长沙活动的另一个共产党人贺希明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转入共产党的。贺曾任过长沙知事，颇有声望。他没去中共“一大”，是因为中共在长沙的联络人是毛，而毛非常妒忌贺。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后，毛盘问他贺是怎么介绍他们去苏联的。

毛正式成为湖南中共党的首脑之后，立刻就着手把贺从党的圈子里赶出去。贺当时主持一个相当大的演讲厅，叫船山学社，青瓦朱门，墙边几株古树，气宇轩昂。毛宣布要用这个地方做党的工作，率领一帮人搬了进去，让贺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不得不离开——既离开学社，也离开党。赶走贺之后，在毛的领导下，湖南党没有委员会，只有毛发命令。

这以后，毛角逐党内权力的劲头一发不可收拾，胃口也越来越大。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共”后，史达林要求中共建立自己的军队，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毛泽东为了抓住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增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借“秋收暴动”的名义，拐走了当时在长沙附近的三支中共武装，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将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上了井冈山后，毛曾多次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管辖井冈山一带的特别委员会，但均未获批准。朱德与毛会师后，毛再次给上海中央写信。不等中央答复，毛就指定代表，召开“代表大会”，自己当上了书记。

不久，毛要党授权的信，从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6月26日递上了史达林的办公桌。史达林看好毛，毛有军队，有根据地，又是老党员，在中国知名度也最高。于是，毛的要求被满足。11月，中央的通知到达，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书记，管辖朱毛红军。“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但不久，在政府军紧追不舍的险境中，毛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了对朱德的权力斗争，取消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事委员会，剥夺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权，把 一切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毛的专制独裁，使他在红军中很不得人心。结果，没多久，1929年6月22日，朱毛红军的党代表们在福建龙岩举行大会，辩论朱毛问题，并投票选举。会上，毛被选掉前委书记，由陈毅接任，朱德重获军事指挥权。毛曾威胁说，“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还可以抵挡。”

8月21日，根据莫斯科驻华代表的指示，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给朱毛红军写了封信，决定重新起用毛，接到信后，朱德服从了。毛留下朱德当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部队也继续叫朱毛红军。俄罗斯档案记载，1931年2月，朱德对军事指挥官发脾气时说，他不过是“毛手里的玩物，没有任何权，毛只是耍他。”

1930年初，莫斯科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统一组编红军，彭德怀率领的部队此时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与朱毛红军相等，彭被编为与朱毛平行的一个军。

毛泽东一心要把彭的部队抓过来，但彭军远在几百公里之外，他鞭长莫及。恰好此时上海中央命令毛打南昌，给他创造了兼并彭德怀的机会，因为彭德怀刚于7月25日奇袭打下长沙，离南昌不远。

8月19日，毛给上海中央写信说，彭的形势十分危险，他决定放弃打南昌到长沙去“援助”彭。彭接到消息说毛朝着他来了，派人告诉毛，他不需要援助。但毛是推不掉的，反过来要彭去配合他打介于南昌、长沙之间的永和市。彭只得率部前往。

彭军到达永和的当天，8月23日，毛立即宣布两军年合并，成立第一方面军，毛自己当总头目（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仅仅是副总司令。为了得到批准，毛第二天函告上海中央，两军的合并是为了再打长沙。当时，朱德和彭德怀都反对再打长沙，但毛坚持要打，因为如果不打，他就没有理由要上海中央同意他与彭合并，把彭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毛利用二打长沙，全国报纸会大登特登的机会，把本来只统领一个军的自己，吹成全国红军及根据地的领袖。8月23日围城开始那天，毛通电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指挥全国的红军和地方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向中共表示他希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在红军岌岌可危之际，停止了第三次围剿，调走了军队。中共于是得以乘民族之危扩张，在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莫斯科指定毛为这个国中之国的首脑，相当于“总统”，还按苏联规矩给他戴上一顶非中国习惯的头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同时又是“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职务宣布的当晚，一个亲信来看毛，向毛道喜，一进门他就喊，“毛主席！”毛说，“你改口真快，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人的嘴里，第一次吐出了今天世界语汇中一个尽人皆知的词：毛主席。

国中之国成立前后，毛身边来了一批由苏联培训的中共高官。毛在他们面前依然摆出独裁作风，这些人不吃他那一套。周恩来刚来时，一次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毛照旧拿出主持人的架式，在座的人请他让位，由周主持。

1932年5月，毛伸手要权，提出在红军中设立总政治委员，由他担任。7月25日，周恩来答应了他的要求。

1932年夏，蒋介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以北的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莫斯科指示所有红军协力支援这两个红区。毛的任务是率领中央苏区的红军北上进攻若干城镇，以牵制一部分政府军。毛遵命攻击了几个地方，但一遇强敌就停下来。中央要求毛积极出击，“呼应配合”，毛则保持观望，按兵不动。

蒋把红军赶出鄂豫皖和湘鄂西之际，下一个目标轮到中央苏区。莫斯科的战略是迎头反击，但毛再次拒绝执行，坚持要“分散”部队，躲避蒋军。

10月初，一次紧急会议在宁都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苏区的八个领导人都出席了，大家一致指责毛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犯了“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与会者开展了从未有过的两条路线斗争。在上海的中共领导博古等人，给宁都会议发电报，称毛的行为“不可容忍”，再不能让毛指挥红军，甚至建议开除毛的党籍。结果，宁都会议撤掉了毛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接任。到了1934年初，毛又丢了苏区政府“总理”的职位。

长征初期，失宠的毛一直忙着分化中央，争取同谋的活动，特别力争两个他从前并不喜欢的人。一个是绰号“红色教授”的王稼祥，一个是接任他“总理”职位的张闻天。毛跟这两个人早先都干过仗，现在他竭力拉拢他们，因为他俩都对一把手博古心怀不满。于是，以毛为首，这三个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反对李德、博古的“三人集团”。

这个“三人集团”一块儿行军，谋划着怎样夺权。路窄时一前一后，路宽时并排抬着，让他们的头凑在一起好说话。“三人集团”决定，他们的目标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军权给毛，党权给张闻天，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则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三人的位置都安排好了，他们就要求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苏区为什么垮台。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政治局委员跟军事领导人等二十来人，在贵州北部的遵义城开会。会上，毛等三人把中央苏区垮台的责任都推到博古和李德身上。

中共党史称这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袖地位，其实会上毛既没有成为党的领袖，也没有被授予军队的领导权。不过，毛在这次会议上也获得了成败攸关的的突破：他终于进入了中共的决策核心“书记处”。遵义会议一结束，毛就左右书记处做出决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开过三星期后，毛跟张闻天结伙用阴谋手段让张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的第一号人物。从此，毛当上了张闻天的幕后操纵人。不久，毛又用权谋搞了个“三人团”，由他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使他从此在军事指挥上与周恩来平起平坐。

二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机，凡是有点爱国心的人，无不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毛此时的所思所想、一切所为仍是为了两个字：权力。

嘴巴上毛把抗战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还动不动就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其实当年真正消极抗日的根本就不是国民党，恰恰是毛自己和他领导下的中共。借着抗战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他一方面在背地里积极扩充中共的势力范围，不断与国民党搞摩擦，为抗战胜利后与蒋介石争夺国家统治权做准备。另一面则玩弄权术，清除异己，逐步建立和巩固了在中共党内的个人独裁。就像《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作者所描述的那样，抗战期间的毛，“打政敌，打蒋介石，不打日本”。

与日本的全面战争打响之后，史达林命令中共积极参战，严厉告诉中共不跟国民党合作不行，不能给蒋介石任何借口不抗日。中共的将士们也满怀热情要打日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也想积极抗日。但毛泽东却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在他看来，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生前，他多次说过，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时，曾为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道歉，毛却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的战略就是把苏联军队拉进中国，为他打江山。在这一天到来前，他竭力扩大中共军队的地盘。与日本开战后，毛坚持红军不打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毛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毛还命令他的部队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总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毛不断地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的政策引起了中共将领的不满，他们想打日本。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打响了它抗日的第一枪——平型关战役。虽然这是场小仗，打的也不是战斗部队，但毕竟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在东北以外）击毙日本人。要是依了毛，这一仗根本打不起来。林彪1941年在苏联治疗枪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有接到任何答复，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

毛反对打这一仗，认为打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无助于扩张共产党的地盘。但公开场合，为了宣传，毛又把平型关之战夸张成一场巨大的胜利，以此证明中共比国民党更热衷抗日。

除平型关战役之外，八路军还打了几场小仗，都是做国民党军队的帮手。这个过程中，毛不断制肘，要八路军集中精力占领地盘。

1940年5月，抗战到了紧急关头，蒋介石和中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帮蒋介石减轻些压力，把民族利益置于一党利益之上的彭德怀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破路战役，取名为“百团大战”。7月22日，他命令八路军准备于8月10日起事，并把计划两次电报给毛。毛没有回答，毛惯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电毛仍无回音，就不再等，下令8月20日动手。

“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中共打的唯一一次大战，使得日军不得不把进攻蒋介石的一个师调回来，暂停夺取通向华南的两条铁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士气，因而赢得了国人的一片好评。但毛的反应却截然相反。他愤怒至极，一方面是八路军因此遭受了日军的沉重打击，更重要的是他觉得“百团大战”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影响了他与蒋争权的战略计划。为此，它成了彭德怀在以后的岁月里挨整的一大罪名。

在1938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第一次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

毛为打内战开绿灯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1940年1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八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两千五百万人口。是年22日，中共给莫斯科的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3月，在史达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又全歼六千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10月初，新四军在黄桥一举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军队，击毙两名将领。

八年抗战，两千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但毛却把它变成了一个扩充实力，与蒋介石争权的良机。结果，在这场民族自卫战中，积极抗战的国民党政权被极大地削弱，毛领导的中共则乘机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战结束时是三比一。

抗战期间，毛不但在党外处心积虑地与蒋介石争权，而且通过一系列权谋，在党内如愿以偿地确立了自己作为老大的地位与名分。

为了贯彻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1937年11月，史达林用飞机把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临走前，史达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来打内战。”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史达林的意见一致。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毛要八路军不接受蒋介石的指挥，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史达林的意见，不敢一味坚持。

中共领导人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不愿由他继续做领袖。莫斯科这时要中共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作政治报告的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

虽然毛这时已是中共实质上的领袖，莫斯科也认可他，但他的身份还没有固定下来，还没有个第一把手的名称。在中共高层人物中，毛也不具备无可争议的权威。

此时，毛失去了对中共核心“书记处”的控制。王明回国，项英出山，书记处如今九个成员都到齐了，其中五个站在毛的对立面。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项英讨厌毛，张国涛仇恨毛，博古跟周恩来也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个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

说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见过史达林，与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宫的场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说他野心勃勃，也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苏联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许多在苏联的中共党员送进监狱，甚至送上刑场。别看他长了张娃娃脸，但这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充满自信，自知他的话具有莫斯科的权威，对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后几十年，毛念念不忘1937年12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

南京是12月13日失陷的。蒋介石把长江重镇武汉作为临时首都。18日，王明赶去那里做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作他的副手。他们跟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那里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一时间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后来耿耿于怀地把他当时在延安的地位叫作“留守处”。

在1938年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再次支持王明，确认他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作政治报告。政治局决议说，要抗日就必须要“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中共军队必须“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决议还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自西安事变以来，史达林就怀疑毛是“日本奸细”。共产国际内跟毛打过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来。此时，毛的前途危机四伏。

毛这时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王稼祥在王明回国后当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8年6月，张国涛投靠国民党，被开除出中共后，毛电召王稼祥返国，目的是带回一句共产国际对他的地位表态的话。王离苏之前去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起党内不团结，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话：有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随后，毛利用这句话，消除了来自王明的威胁，巩固了他的地位。

王稼祥8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电召王明等人回延安开中央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上一次中央全会还是长征以前开的。四年来，不知有多少“共产国际重要指示”，毛从来没有召开全会传达过。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临时首都武汉遭到日军进攻的紧急时刻，毛泽东却要开大会，把中共领导从武汉，军事将领从战地统统召回，齐聚远离抗日战场的延安。王明质疑这种做法，建议要开会到武汉去开。毛强硬地宣布，“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 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说，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只好在9月15日来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话，毛跟着就把在“七大”上以头号人物作政治报告的身份，从王明那里夺了过来。王明没有抵抗。中央全会29日在延安召开，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等于向中共高层宣布莫斯科要毛做他们的领袖。

打倒王明的进程开始了。由于共产国际明令要团结，毛不敢当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击。毛故伎重演，把会议拖长，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离开，然后让他缺席受“审”。当时蒋介石把战时首都移到重庆，定好10月8日召开国民参政会，王明届时将去参加。毛等的就是这一天。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中央全会，开了将近两个月，不仅武汉陷落，广州被占，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也受到了大举围攻。电报紧急飞来：“此间情况甚紧，望彭德怀会毕速归。”但毛扣住彭和其他军事将领不放。

10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对手都等不及了，先后离去：周恩来、项英、博古、王明。他们前脚走，毛后脚就攻击他们，特别指责王明“听蒋介石的话”，甚至把长征前苏区肃反的帐也算在王明头上，尽管那时他根本就不在苏区。

国民参政会结束后，毛将王明召回延安，给了他个统战部部长的职务。这好像是个重要职位，其实实权掌握在毛的人的手上，王明行同软禁。

1941年到1945年期间，毛又别有用心地发动了“延安整风”，目的之一就是叫整个中共领导层对他匍匐称臣，使他永远不再需要莫斯科的认可。

1941年秋，毛召开一系列政治局会议，要所有过去反对过他的人，引起过他不快的人，都卑恭屈膝地谴责自己，唱他的颂歌。大多数人，如张闻天、博古，都乖乖地照办。周恩来当时在重庆。只有一个人拒绝从命，他就是王明。 

（未完待续）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3/8/21/n39458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