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夏之间，东北空军的154名“右派”军官先后被集中到前所果树农场，在农业工人们监督下“劳动锻练”。名为“劳动锻练”，实际与劳改相差无几。 在农场工人和果农们的监督下，不仅要干最重的活，而且精神上还要受折磨，甚至受迫害，沦落为贱民。

即根据每一名被迫害者驯服的程度，对其收入待遇给予不同的降级，对坚决申辩理由不服强加罪名者，定为“极右份子”，每月只给18元生活费，如王衍周、王玉林、杨崇诚等都是这样，卢菊生甚至只给15元，而对一位“认罪态度好”的则只戴“右派”帽子，保持原工资60元。用这种办法摧毁一些人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意志。

劳动上高强度摧残。

“右派”们当时都渴望早日摘帽，抱着通过劳动表现自己对党忠诚的想法，从一投入农场就拚命干活，人人争先，劳动强度大大超过常人想像。

最严重的是饥饿。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右派”们的粮食定量一降再降，每人每天8两毛粮，再被伙房克扣，人人都陷入严重饥饿，还得应对沉重的强劳动，天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

冬天早晨6时起床，7时吃饭，一日两餐，早饭5两菜粥，晚饭3两，社员每日3两，领导就拿菠萝叶粉来补饮食不足。菠萝叶就是柞树叶。农场组织“右派”上山采收。采叶队伍的住地在秋皮沟，离采收地点有十多里路程，当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环境极其恶劣。因为是吃的东西，质量要求很严，只准在树上摘，不准在地下拣，日定额30斤，完不成定额，就得不到晚饭的饭票，对我们老右的要求更苛刻，缺半斤四两都不行。早饭过后8时上班，每人背一个大花篓，踏着半尺深的积雪，向着十里之外的山区走去，到了采收的地点各自找地盘开始作业，天寒地冻，手脚冻得麻木不听使唤，到了下午2点半就得下山，到集中地点验收交货，足30斤者发给晚餐票，不合格者，得不到饭票，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处分。

难友李玉泉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忍饥挨冻往回走的时候，就想，这真不如进监狱，我宁愿坐牢也不愿‘劳动锻练’，坐牢每顿还有一个窝窝头，现在我比坐牢还苦。”

比肉体上的劳累、腹中的饥饿两者更加残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我们走到哪里，背后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把我们视作魔鬼。在人前只有低头认罪、老实干活。而这仍不罢休，还玩出折磨我们的新花招。

还有从亲情上的折磨。

反右之初就有多位军官的未婚对象突然告吹，就是已经成家的，也要施加各种压力伤害其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对“右派”除揪斗陪斗外，又强迫家属一律回原籍。

汪业祥1965年在林场时找到一个对象结婚，妻子被遣返还乡，丈母娘家不能住，只能租一间小房，丢人丢到丈母娘家门口去了。妻子受的委屈和世俗的压力无比沉重。许为南1962年已摘帽，被安置到绥中县电影院当放映员。1970年夏天某日，雨后天晴，他正带领着一群所谓有问题的人，在电影院清扫，搞卫生，一位领导把他找去教训说：“……要有主人姿态，积极主动地去找工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拨一拨动一动。”因回答的话不顺这位领导心，就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一连斗几个晚上，说他没有改造好，说这是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不久又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到绥中农村继续改造。因他妻子是临时工身份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售货员，可随时辞退。他为了妻子的工作，更为了孩子的前途，便和妻子商定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择──离婚，回原籍当了农民。

农场还利用一些人的人性弱点，以“靠近政府就是积极”为钓饵，唆使“右派”打“右派”。

王玉林1960年得了浮肿病。医生给他开了证明建议到北京治疗。场部书记佟庆学已批准，可是五队书记就是顶着不准。王玉林无奈，为了活命，他还是回了北京，治疗一个月又返回五队，书记一伙愤恨他不驯服，就以“私自离队”为借口开会整他。当夜，组织16名“右派”斗他，有两名“右派”打他。

“右派”沦落为社会贱民，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活靶子。

每来运动就把“右派”揪出来斗。1968年8月“文革”高潮中，王玉林在黑山林场挨斗时，众专政队轮番用皮鞭木棍猛打，从下午2点多开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一鞭梢抽到他太阳穴，登时昏死过去，又被弃置无人管，直到夜里10点钟才缓醒过来。有的“右派”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难舍地离队而去。如向同衡，原空军第五速中教员，到二队后很快适应劳动，但受不了饥饿，不久身体垮了，到1960年身患多种疾病，日渐消瘦，一日他说要外出看病，把行李捆好放在炕上，还把公家一把铁锹置于行李之上，匆匆去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从农场逃走的还有梁启俭、王兆彦、王锡山、季振均、姜鸿儒、傅喜堂、李森等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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