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恩斯列共产党“四大导师”一样，毛泽东的私生活同样放荡、糜烂。毛走出韶山冲后的第一个恋人是陶斯咏小姐，后他与其老师的女儿杨开慧结婚，生有三子。

1927年毛在秋收武装叛乱失败后，率领残部来到了偏远的江西井冈山。彼时，井冈山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正是在他们的同意和帮助下，毛才在井冈山立足。袁文才还有意将自己山寨中躲避国民党追捕的年轻貌美的贺子珍派到毛身边，时年18岁的贺子珍开始与毛同居，1928年成为毛的第二任妻子，彼时毛与杨开慧并未离婚。

贺子珍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7岁加入中共，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作“永新三贺”。根据贺子珍外孙女孔东梅撰写的文章《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贺子珍原来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也加入了中共，后来死了。

在与毛成婚后，两人关系起初看起来还不错。毛患上疟疾时，急需照料，贺子珍经常前往村庄找医生或者远赴城镇寻找草药，精心照顾毛的生活。很快，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而当时杨开慧正带着3个孩子住在离长沙东乡60里的板仓，生活十分穷困，生命危在旦夕，但毛却不管不顾。

根据在杨家老宅发现的杨开慧的手稿，杨开慧是知道毛与贺子珍的再婚的，因为此事被上井冈山探望毛的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亲眼所见，是以在杨开慧的部分手稿中，充满了对毛的极度怨恨，如她在最后一封信里，指责毛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毛对贺子珍的无情

对杨开慧无情的毛，对贺子珍很快也显出了无情。1934年在所谓的“长征”逃跑过程中，毛只顾自己生理发泄，对贺子珍逃跑途中的难处、痛苦根本不管不顾，一年期间竟然使贺子珍三次怀孕，弄的她瘦弱多病，人老珠黄。

大陆2010年出版的《领导人后人谈家事》也提到，贺子珍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行军路上，突然临盆，生下了一个女儿。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块大洋，写了一张字条，便被扛走了。

1935年10月，贺子珍随毛及中央红军逃到了陕北吴起镇，不久来到保安县。在那里，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李敏，小名娇娇。

到了陕北后，贺子珍本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但没想到，毛却与北京来的女学生、英语翻译吴广慧勾搭成奸，后又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关系暧昧，这让怀有身孕的贺子珍很是不满，贺大闹，并抛下女儿，负气出走。

贺子珍于1937年10月先来到了西安，她原本打算去上海，但因上海沦陷，无法前往。正好她听说中共另一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和其他几人途经西安，将去苏联治病，便打算与他们同行。贺子珍于是向延安方面提出赴苏联治病的申请。

不久后，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收到一封发给贺子珍的电报。毛要求她返回延安，贺子珍有些犹豫不决，但最终她还是不顾他人的劝阻，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

烫头反抗毛 儿子病死

1938年 1 月底，贺子珍抵达莫斯科，住进了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在莫斯科郊区昆采沃的宿舍（称“八部”），并在培训班学习。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得到更多照顾，她化名为文英。这也体现了贺子珍的倔犟。

据俄国学者Y.M. Galenovich 撰写的《伟大的毛泽东：天才与恶棍》一书，贺子珍对毛恨之入骨，内心怒不可遏，但表面上却无动于衷。她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都会被毛知道，但她还是选择去烫发以反抗毛。贺子珍是所有旅居苏联的中共女党员中第一个去理发店烫发的，而此举显然违背了中共传统习俗。

贺子珍于同年5月产下一个男婴，取名柳瓦。随后，她便忙着要做手术取出身上的弹片，但经检查发现，弹片已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无法安全取出了。

当时，毛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在没有点破身份的情况下，给予他们照顾，有时帮他们洗洗衣服、打扫打扫房间。毛家兄弟还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做的。

柳瓦6个月大时，因传染上流感并转成肺炎而病死。贺子珍很伤心。《领导人后人谈家事》一书披露，在苏联，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劝过贺子珍。她回忆道：“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柳瓦）坟上哭。”毛收到的消息称，他们儿子的去世影响了贺子珍的精神状态，她几乎不再和周围的人说话。但毛很少写信，她精神上非常苦恼。

在儿子去世后，贺子珍多次向中共申请回国。毛截获了这些信件，并把它们当作个人问题私藏起来。显然，他觉得贺子珍如果从苏联回到延安，会影响他与江青的关系。于是他下令将他们的女儿娇娇送到莫斯科与贺子珍团聚。这一举动一方面看似体现了对贺子珍和娇娇的关怀，另一方面也使毛完全摆脱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也使他和江青的关系在公众眼中合法化。

1939年9月，刚满30岁的贺子珍突然收到了毛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的表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孔东梅说：“外婆刚失去一个儿子，又收到这封信，这种刺激可想而知。”而据中共官方资料，毛与江青是在1938年11月结的婚。也就是说，毛再次在未离婚的情况下结婚。

生活艰苦 被送精神病院

娇娇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异国他乡，她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庭。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贺子珍和三个孩子从莫斯科撤离到伊万诺沃的苏联国际儿童院。她们的生活与苏联公民一样艰苦，靠配给卡生活，经常靠面包和水过活。贺子珍在家为前线工厂做订单，缝制床单、内衣、织袜子和棉袄。孔东梅曾经读过贺子珍晚年写给毛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为了养活一家人，她要“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了冰……”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生活，贺子珍的苦闷情绪更加难以控制，包括打骂娇娇。一天，娇娇得了让贺子珍听后不寒而栗的肺炎。因为战争期间，药品奇缺，为了避免传染，娇娇被儿童院院长送进了太平间旁边的屋子里，等待死亡。

贺子珍得知消息后，不顾严格的规定，把女儿带出了儿童院。当时儿童院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管，禁止此类行为。贺子珍卖掉了所有能卖的东西，为女儿支付医疗费，买营养品。

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女儿得以康复。娇娇康复后又被送回了儿童院。贺子珍以女儿体弱多病为由，请求允许晚上把她带回家，但儿童院院长严禁这样做。于是，贺子珍与院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结果是院长称贺子珍是“疯子”，并将她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而且一关就是6年。后来，贺子珍一提起这段往事，都会泪流满面，痛苦的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些。”

直到1946年，贺子珍才从精神病院出来。彼时，毛委托去苏联治病的中共高官王稼祥和他的妻子朱仲丽和苏方交涉。朱仲丽曾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最初，苏联当局不愿让贺子珍出院，因此一再拖延。但王稼祥夫妇向他们保证，他们将承担全部责任。朱仲丽还亲自评估了贺子珍的病情。

贺子珍获释后，带着女儿先来到了莫斯科，与王稼祥夫妇见面。他们打扮得像苏联公民，而娇娇只会说俄语。性格变得非常内向的贺子珍，几乎沉默寡言，偶尔用蹩脚的俄语与女儿交流。当时，娇娇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是她的父亲。

俄国学者Y.M. Galenovich 在书中写道，贺子珍在苏联期间，一直受到斯大林内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也就是说，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贺子珍的命运基本上掌握在斯大林和毛泽东手中。斯大林很清楚，毛乐见并确保贺子珍不会干扰他和江青的个人幸福，因此很难说，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不是斯大林在帮毛的忙，是在帮毛维持两人之间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毛要求贺子珍返回中国，斯大林在拖延了一段时间后，满足了毛的要求。贺子珍俨然已经成为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棋子，两人都没有表现出对贺子珍的任何同情。

寂寞结局

1947年8月，贺子珍带着娇娇、毛岸青回到中国东北（毛岸英已于1946年回国），两个孩子之后回到毛身边生活。据《领导人后人谈家事》披露，当时贺子珍有两个心愿，一是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禁”起来；二是与毛见个面，说句话，握个手。

1950年，贺子珍接受安排，离开东北，定居上海。据孔东梅回忆，贺子珍在广播中一听到毛的讲话，就会犯病晕过去。

而贺子珍的第二个心愿直到12年后才实现。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在庐山秘密见了贺子珍。这是两人分别22年后，唯一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1976年毛死时，贺子珍不被允许去北京。1984年4月，贺子珍在上海病逝，在寂寞中走完了多舛的人生。

而被毛抛弃的贺子珍，其家族成员同样命运多舛，尤其在文革期间，她的同父异母兄长被批斗而死，亲哥哥则不仅被批斗，而且被囚禁。其他家族成员亦惨遭不幸。对于曾经的枕边人，毛都如此无情和狠心，又怎会爱中国人呢？其篡政后发动一个个运动，残害无数中国人，就是铁证。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2/15/n144379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