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文化大革命已经和二次大战一样，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约定俗成，都不否认的负面案例。

很多人能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但谈到如何否定文化大革命，各个人的看法又不一样。

对于一些所谓老干部来说，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黑暗是因为整肃到了他们；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尤其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来说，文化大革命则是最残酷的利用阶级斗争迫害了民众；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青年人来说，则因为他们失学，毁灭了他们的最美好的青春，甚至改变了他们整个一生。而对于中国的文化精神传统来说，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道德传统进行了一次最彻底的破坏；从物质层面讲，文化大革命对于民间存下来的书籍、文物等等,都是彻底残酷的破坏，都是最大的一种毁灭。总之文化大革命曾经有过很多的罪恶，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的让人们感到不能容忍的罪恶。……

 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黑暗在什么地方，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又有不同的认识。今天大陆人常见的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各种反弹，大都属于假大空，因为一切是为了政权的需要。也就是说，在今天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很多人还是党文化的语言、思想方法，还是共产意识形态式的认识。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报刊、知识界、在大学等等地方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共产概念、思想，都没有变化，仅仅是有些观点有了变化而已。现在，所有的批评也好拥护也好，基本上用的语言、方法是一样的，用的就是40年来在中国主流媒体、主流知识界、主流社会用的那些语言和方法。而一些当年的造反派、一些所谓文革中其它思想流派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的阐述与看法，观点上和当初1966年是有了一些变化，但在运用的语言，在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上，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方法，跳不出一个封闭的桎梏，跳不出井底。典型的例子，是最近几年的一批人尽管还曾经在美国留过学，在这些所谓文化大革命史的谈论中，同样也还是一种典型的共产意识形态式的方法。

尽管如此，在大陆及海外中国人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还是有一些新的努力和成果。这也就是说试图跳出这个井的框架和井的封闭。跳脱了过去意识形态式的，而从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念上来提出不同的意见。比如代表性的有在美国的王友琴、宋永毅等人，通过大量的调查，整理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来揭示文化大革命；又如大陆有一个学者叫杨健，他通过搜集、整理大量的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一些青年们在思想、文化、文学上追求的资料，出版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这样的一些书；还有如王荣芬女士，由于她自己在文革中以死来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坐了监狱13年。被放出来后就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她后来到了德国，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因此王荣芬在她的工作里，既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于一种良知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些辩驳或者一些揭示。还有如丁抒等人的工作都值得重视。

其实，“认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可以说是一把钥匙，它可以打开整个中国大陆过去土改、反右，以及对现在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看法。尤其，对于中国大陆人如何认识极权主义，有着特别的启迪意义。

第一，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极权主义为了巩固自己极权专政的一种典型的共产社会运动。因此，毛泽东也罢，刘少奇也罢，都不构成主要问题的两方面；他们的不同只在于如何专政群众、专政民众，如何维护权力中所采取的方法而有所不同。在这些人中，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占了上风，他所要进行的所谓党内斗争，实际上是为了巩固极权。例如，据说毛泽东在1950年代末期曾谈到有很多人要法治，他问刘少奇怎么看，刘少奇沉吟了一会儿对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得人治。然而，1966年刘少奇做为国家主席就是死于人治，毛泽东连极权主义的法律都不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刘少奇实际上是死于自己所拥护的东西，作茧自缚，自作自受。所以对文化大革命来说，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专制里的一个“运动”。

第二，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线索，人们可以看到之所以爆发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鼓吹阶级斗争的结果。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共产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工具；极权主义利用阶级斗争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极权专制。毛泽东在建政初期就大谈阶级斗争，到了1963年就把阶级斗争在文化领域里普遍的展开。先开始的是电影、戏剧的批判，例如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三家村的批判。最后通过这些个批判又扩展到教育革命。

所谓“教育革命”，就是要把整个教育体系中还残留的一些一般正常社会的痕迹全部灭掉，把学校完全变成极权主义巩固自己权力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是“红色贵族”子弟听到了毛泽东在党内一些谈话、一些风声，主动提出来搞“文化”“革命”的。他们经过1960年代初期在各校搞四清、阶级斗争后，就在学校里推动所谓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的这些文化思想革命运动，提出所谓思想革命化，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然后从而进一步扩大到教育革命。这种教育革命，在1966年6月到达顶点。6月22日他们在人民日报上提出的废除高考。实际上，在1960年代初期由于搞阶级路线，很多干部子弟对于上大学已经有很多的特权了。除了招考要贯彻阶级路线，出身不好的人根本就不可能上比较好的学校。但是，因为一些干部的子女考得太差了，也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大学。到了1966年，尽管上大学最先优待这些干部子弟，但他们还是不满意，还要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要教育革命。为什么要废除高考？是因为他们认为优待还不保险，因为自己成绩太差了，就干脆废除考试。废除高考这种教育革命带来的唯一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干部子弟的特权，他们可以不经任何的考试就自由的出入高等学府，垄断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而出入高等学府，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可以牢牢的把握社会受教育的权利，从而把握权力。

这种把握教育、文化各种权力机构的努力、措施，尽管已经过去40多年了，到今天为止，极权主义者依旧在这些领域里不断在巩固这个权力。所以实际上，人们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变了的不过是形式，由“文化”、“大革命”变成“经济”、“改革开放”。然而革命也罢，改革也罢，极权主义的色彩是不变的颜色。

第三，红卫兵是极权社会维护极权的一种比党组织和共青团更加赤裸裸的工具。本来，党组织和共青团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社会的有效工具，为什么还要另外成立红卫兵组织？是因为还怕不牢靠，还要更进一步想要百分之百的控制这个社会，要更极端的来掌握权力。红卫兵，实际上和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一样。在希特勒走到最极端的时候，就产生一个烧杀抢掠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而红卫兵走到极端的时候，就造成了1966年的“红八月”。

红卫兵——党卫军，水晶夜——红八月！1966年的红八月，在中国历史上无可比拟。人们常常把它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比，但实际上“红八月”的红卫兵在社会上打、砸、抢、烧、杀的场面，对传统毁灭的场面，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无法比的，因为那毕竟还是在传统社会对于一部分的人的。而红卫兵不仅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传统，而且也是对人类传统中的一种彻底粉碎，是一小撮人丧心病狂的一种最极端的一种行动。他们除了“红海洋”外其他什么也不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样的红卫兵行动，只能够和希特勒的“水晶之夜”来相比。

第四，文化大革命是当代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典型运动”之一。人们可以把中国大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往前追溯，看一看从五四以后的极权主义运动，或更开阔的对比一下苏联1920年代搞的文化革命，以及其后1930年代的大清洗，整肃；还可以看看朝鲜、越南、古巴、当年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及东德，都有过这类党内斗争、清肃运动。甚至此种使用的词汇，“修正主义”、“工贼”、“机会主义者”、“右派”、“右倾”，乃至阶级斗争，阶级路线……都是一样的，而且都不是中国传统中的语言概念。因此，就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的现象，简单描述地说，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国际社会、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内部的政治运动，完全可以和希特勒、斯大林的很多运动是同性质的运动，一方面是党内权力斗争，党同伐异，一方面利用运动群众来对另外一部分人进行迫害。二者的核心问题，都是要极权，一元化领导。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尽管文化大革命现象和反右等其它现象一样，在东欧国家，在柬埔寨，在其它国家发生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它在不同的国家上演，或者演员不一样，或者所使用的语言也被翻译的不一样；但是从根本上说，演的是一出戏，是极权主义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是如何运用极权主义政治手段来统治整个社会。其动员民众、运动群众的方式，与希特勒、斯大林以及东欧各国乃至现今朝鲜，所用的方式完全类同。

文化大革命里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期间，似乎有过一些所谓群众自己起来的一些现象，于是一些人也曾经想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一种民众的不满，有自己想法的运动；但实际上，却是极权主义有效地在操纵、利用了民众的情绪。比如那10年民众的各种运动，始终也没有跳脱毛泽东的手心。所有的一切，向左也罢，向右也罢，都是在毛泽东控制下进行的。在操纵、利用民众情绪方面，毛泽东真不愧一个大师。而象薄熙来，似乎在重庆也操控的较成功。

第五，“文化大革命”这个名字就是非常典型、非常有代表性的，它清楚地表明了这不是中国传统上的事物。粉碎四人帮、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后，居然很多人还把文化大革命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是中国传统出了问题，这是很可笑的。因为这种反传统，才意味着还是在搞文化革命。从“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来说，人们也可以知道它根本不具中国文化的特点，而是要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

“文化大革命”，它典型的代表了西方当代研究极权主义的专家、社会学家达伦道夫说的极权主义的两个特点：一是反传统；二是反近代的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观。

文化大革命从开始的时候就是反对传统文化，而且中国的极权主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传统。五四以后到1949年以后，乃至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中国极权主义反传统的做法一直进行。而在文化大革命里，除了文化革命、革中国传统的命外，另一方面就是革当代人权、自由、民主、法治这些普世价值的命。对此，红卫兵心领神会，完全体现了极权主义的价值观。比如在当初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之一、所谓《三论造反精神》文章的作者骆小海，在他的文章里就明确的提出来要“血染华盛顿，头断太平洋”，“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这些发自内心的仇外，实际上就是达伦道夫所说的极权主义的两个特点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于当代所有代表人权、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仇恨。

所以，当今天我们谈到文化大革命，就又要回到“为什么要谈文化大革命”的题目上来。希望人们能跳出井底，能从从文化大革命的现象能看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来反省今天，来反省这一切，不再像上一代红卫兵那样犯下毁了别人、又毁了自己青春的愚蠢错误。

近几年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突然又重新时兴起来，在一些当年的所谓老红卫兵里，又重新为他们当年红八月的事情翻案。并且，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突然以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自居，有的还曾经留学过美国。

他们和美国的王友琴女士、德国的王荣芬女士不一样。王友琴、王荣芬的研究是从案例开始研究，跳出过去那个社会加给她们的方法，而且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来重新揭示文化大革命的事实，然后从这些事实来重新梳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梳理一些思想，起到警示后来人的作用。而另一些老红卫兵的“研究”，则站在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来对当年他们在红八月的一些事件上辩护和推诿。他们没有像王友琴那样去从事调查“研究”，而是以她自身的经验和既得利益来谈这些问题，比如在天安门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现美国人宋彬彬。

意大利一个哲学家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也就是说一切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都代表了他们自己对于现实的感受和看法。也就是说，一些老红卫兵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仅毫无反省，毫不忏悔，而且还可能成为中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与土壤。

（本文摘自：《与红卫兵蒯司令谈文化大革命》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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