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人民解放战争”是对历史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栽赃”。

(接上文)

第三、苏军阴谋配合中共抢占东北

众所周知的是，不论是从大清朝亡明的历史教训而言，还是就日本侵华的现实教训而论，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东三省，都是侵略者和造反者的必争之地和必储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泽东，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要打内战和夺江山的用心昭然若揭。

我们再来看以下的事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在毛泽东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第二、三、六号命令时，就已经以“为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原东北军张学诗部、原东北军万毅部、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所部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决定立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并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作准备”的策略。随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更于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烟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军队吕其恩和邹大鹏部于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占领庄河县城，并向大连进发。中共冀东李运昌、曾克林部又在苏军默许下，于九月三日乘火车出关东进，于九月四日进入锦州，六日进入沈阳。苏军远东司令部为正式与中共“通气”，于九月十四日派出乌兹别克上校，并由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陪同飞赴延安。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刘少奇与代表苏军元帅马林若夫斯基的乌兹别克上校会谈。乌兹别克上校公然违背美、苏、中三国的协定，同意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军队。刘少奇为抓住这一“千秋一遇”的历史机遇，立刻派遣彭真、伍修权等与乌兹别克上校同机飞往东北。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将“要以二十万大军借受降而争夺中原”的计划，立刻转变成为“向北发展和向南防御以全力抢占东北”的计划，并决定将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往江北，将江北的部队撤向山东，将山东、苏北的部队主力和晋、察、冀部队一部立即派进东北。这才是毛泽东愿意在“双十协定”里写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底牌”。中共十几万主力部队与两万多干部，又立即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他们扔枪械，穿便衣，走小路，水陆兼途，马步兼程地开始了强占东北的急行军。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军队已有十一万多人抢进了东北。先后抢进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就有二十余人。林彪被任命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当中华民国政府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决定派出政府官员进驻东北时，十月四日，中共东北当局曾密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向他们表示“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即把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所有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关军队已经从苏军占领的原日军仓库中，取出了十万枝枪和三百门大炮。至此，中共终于因苏联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背信弃义，而抢进了东北，并且立即得到了大批的军火物资。

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经抢进东北的中共军队又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二十七万多人。他们在苏联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而且收编了三十万原汉奸军队，留下了八千侵华日军，以补充他们这支旨在中国打天下的队伍。这对于提高中共农民造反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作战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上述事实确已证明，内战早已开场，大战更无可避免。在对日抗战中养精蓄锐八年的中共卖国军队，终于怀着他们早已铁定的打天下决心，在苏俄的阴谋支持下，抢夺了祖国的东北“宝地”。如果开一句历史的玩笑，就是：一场由斯大林改写的，“由苏军引共军入关”，而夺取中华民国江山的新编历史剧，就要在万里狼烟中上演了。

第四、中共一再地破坏中华民国的宪政建设，为打赢内战廓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