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基督徒信奉的是上帝，是有神论者，崇尚善良与和平；而中共党员信奉的是马列毛，是无神论者，推崇暴力和斗争。当一个基督徒选择加入中共，实则已经背叛了上帝的教诲，结果会如何呢？ 本篇就说说一个从基督徒到共谍且最终落得个尸骨无存的故事。

秦城监狱67100号犯人之死

在臭名昭著的关押中共政治犯的秦城监狱的犯人档案中，代号67100号的犯人就是为中共和苏共立下汗马功劳的共谍阎宝航，而与其相隔不远的67124号犯人则是阎宝航的儿子，后来做过中共统战部长的阎明复，彼时的他只有36岁。67100号的意思是1967年入狱的第一百号“罪犯”，其罪名是参与“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而67124号阎明复的罪名是“苏修特务”、“杨（尚昆）家死党”、“现行反革命”。这些罗织的罪名现在看来是如此可笑。

阎宝航死于1968年5月。据他的女儿阎明光的回忆文章所述，阎宝航在一次深夜遭到拳打脚踢的提审后，昏迷不醒，凌晨被送到监狱医院——复兴医院。一名当时在场的老工人告诉阎明光，她的父亲被送来后，就被放在大厅候诊室的长椅上，很久都没有人来抢救，直至死亡。

当时被下放到干校的阎明光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做了一个梦，她梦见父亲穿着灰大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候诊室的长椅上，她则跪在椅子前痛哭流涕：“我再也没有爸爸了……”她就这样哭醒了。文革后印证了她这个梦确实为真，或许这就是亲人之间的心灵感应吧。

因为是“反革命罪犯”，所以阎宝航的骨灰在江青的指令下不允许保留，真真是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或许因为某种忌讳，阎明光并没有过多描述阎宝航在秦城监狱中所遭受的折磨，但从活着出来的阎明复透露的信息看，秦城监狱是一个能将人逼疯、逼死的地方。

阎明复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因为只能面朝守卫可以看到的方向睡觉，导致脸部产生变形。1975年因常用俄语自言自语，并表现出被窃听妄想症状，因此被秦城监狱上报患有精神病，而被使用电休克仪进行“治疗”。在被关了8年后，阎明复于1975年获释。出狱后才得知父母均已过世，母亲高素于1971年7月12日在上海病亡。

从被关进监狱到遭受折磨，阎宝航是否有那么一刻后悔当初的选择呢？

信奉基督教 结识张学良

阎宝航1895年出生在辽宁海城一个农民家庭中，共有姐妹三人，兄弟六人，阎宝航排行第四。因为家庭贫困，父母只能供其二哥进学堂读书，直到12岁，阎宝航都在家放猪。因为他十分好学，常常抽空到村里的私塾窗下偷听，日积月累，竟也能认识很多字。爱惜其才能的私塾先生就免费收其为学生。

14岁时，阎宝航娶了高素为妻。之后进入望台乡小学堂就读。1913年，考入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就读。他不仅成绩优良，而且还擅长各种运动，参加了足球队和篮球队。

彼时的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有一个美国人建立的宗教组织——基督教青年会。阎宝航积极参加其各种活动，并在总干事美籍丹麦牧师普赖德（Joseph Eyre Platt）的影响下信奉了基督教。而“奉天王”张作霖的风流公子张学良也是该组织的成员。阎明光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因为青年会有一个不错的网球场，张学良经常在这里打球，由此阎宝航与其相识，并经常陪张学良参加各种活动，比如学习英文或参加舞会。

1918年4月阎宝航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与同学魏益新、张泊等人在奉天大南门景祐宫创办奉天贫儿学校，招收贫苦人家的儿童免费入学，这应该是东北的首创。张学良以及奉系高级将领郭松龄等人都慷慨解囊，资助办学。在社会各界的捐赠支持下，学校越办越好，后来还发展成拥有6个分校和一个试验工厂的教育机构。

接受共产思想影响

如果阎宝航能更深刻的了解基督教，专注于慈善教育，或许也就不会受到中共的蛊惑了。

1919年，阎宝航被选送前往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学习，期间受到新文化运动和共产思想的影响。1920年9月，他返回奉天并被聘请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习部干事。次年，他与青年会干事张洎、郭纲、朱连生、张韵泠及若干会员，组成“星期三会”，即每周三聚集在一起，一起阅读和讨论，核心思想是提倡民主自由科学，反对专制统治、迷信；提倡自由恋爱，男女平等，反对家庭包办婚姻；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完全就是新文化运动那一套。

事实上，由后来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是非标准和价值标准，而且否定了中国人传统的信仰，并且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更是割裂了与传统文化连接的通道，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和破坏。

走在否定传统文化之路上的阎宝航，自然也更容易接受披着伪善外衣的共产思想。1924年，中共党员韩乐然携带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介绍信来到奉天秘密开展建党工作，并与阎宝航、苏子元、郭纲等人多有来往，但考虑到阎宝航和外国传教士以及张学良、郭松龄等东北上层人士的特殊关系，韩乐然并未发展其为中共党员，而是发展了郭纲、苏子元等青年会其他成员。

1925年冬天，郭松龄反奉失败，郭松龄夫妇被张作霖就地枪毙，阎宝航因和奉天中共党人参与了支持其的活动而被短暂拘捕，不久获释。1927年，阎宝航向苏子元提出入党申请，但因中共满洲省委派来的联络人周东郊被捕，未能实现。同年，受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推荐、张学良资助，他得以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社会学。

在留学期间，阎宝航结识了后来的左翼作家老舍，并成为好友。原计划留学4年，但因东北政局发生变化，他于1929年经莫斯科提前回国，接替普赖德出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

参加抗日救亡 提前知晓张学良与共党合作

彼时，驻扎在东北的日本人动作频频，阎宝航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开展反日活动，组织学生协助警察搜查日本浪人贩卖的毒品。他联络一些人成立了由张学良资助的“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并担任常务主席。该协会不仅反对日本对东北的侵占，也反对苏联在东北的特权，在“中东路事件”中提出“打倒苏俄”、“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也因此与中共满洲伪省委发生冲突。这说明彼时的阎宝航对于中共无条件保卫苏联的作法也是不认同的。

1930年，阎宝航在奉天小河沿将查获的总价值近百万元的鸦片当众焚毁，并邀请各国驻沈阳领事现场观看，惟有日本领事没有到场。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日军悬赏5万大洋缉拿阎宝航，在沈阳迫击炮厂英国工程师麦尔斯的帮助下，阎宝航等三人被送到送至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皇姑屯车站，并顺利抵达北平。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阎宝航任委员、宣传组长。

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张学良下野出国，《塘沽协定》签署。“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迫停止活动。此后，阎宝航和“救国会”中的一些非国民党党员一同成立了秘密组织“复东会”。1934年，在张学良回国后不久，“复东会”取消，成员加入张学良和蒋介石合作的新组织“四维学会”，张推荐阎宝航任理事。“四维”指的是“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中心思想。因为同为基督徒，宋美龄对阎宝航十分信任，推荐他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兼干事，还送给他一辆福特牌小汽车。在此期间，阎宝航曾与蒋介石共用一间大办公室。

1935年，阎宝航还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在阎明光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在别人眼中，他是蒋宋身边的“红人”，加之他与张学良关系匪浅，就连中统、军统局长戴笠、徐恩曾都要高看他一眼，而这为他后来所从事特务工作制作了一件漂亮而华丽的“外衣”。

照理说，得到蒋宋信任、甚至有知遇之恩的阎宝航，是不应该做出背叛行为的。然而，受共产邪说影响的阎宝航还是违背了基本的做人之道，违背了其信仰。

1936年11月，在西安军事叛变前，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的名义前往西安，期间与张学良有一次长谈。此时同样受中共蛊惑的张向他明确表示不想参加内战，并透露了自己和共产党联手的想法。早已内心亲共的阎宝航自然不会将此内幕告知对自己信任有加的蒋介石。

在阎宝航回到南京不足半个月，西安军事叛变爆发，蒋介石被囚。其后，在南京宋美龄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尤其在苏联斯大林的施压下，中共不得不变换嘴脸，要张学良将蒋介石释放。上了中共大当的张学良决定负荆请罪，亲自送蒋回南京，随即被蒋软禁。

之后，受宋子文、宋美龄委托，阎宝航拿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前往西安，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放回被扣下的50驾飞机和陈诚等国民政府要员。返回后，阎宝航几次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但都没有结果。出于朋友情谊，阎宝航的努力无可非议，但一国将领绑架一国元首，而且杀死了那么多无辜的警卫，就不需要承担罪责吗？软禁已经是对犯下如此大罪的张学良的仁慈之举了。

加入中共开启间谍生涯  宋美龄看走眼

1937年春，阎宝航改任新运总会副总干事。或许心中有着对蒋介石的不满，并未认清中共真相的阎宝航加入了中共组织的“东北救亡总会”。“七七事变”后，“东总”由北平迁往南京阎宝航家中办公，中共特务头子周恩来亲自到家中动员阎宝航加入中共。9月，阎宝航秘密加入中共，介绍人是周恩来和东北军高官刘澜波。

据刘澜波后来回忆，当时对于中共是否吸收阎宝航加入中共，中共的上级领导共产国际是不同意的，中共内部也有人议论，认为其社会关系复杂、不可靠，但周恩来的回答则是：“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能做吗？”不过，阎虽然加入了中共，但周恩来让其仍以党外身份活动，代号“阎政”，直接在周的领导下工作。阎宝航的间谍生涯正式开启。

西安军事叛变后，国共开始合作，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成员中也包括中共党人，即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阎宝航任战地党政设计委员。也是在这一年，阎宝航的长女阎明诗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加入中共。其后，二女阎明英、长子阎明新、次子阎明智也先后被送往延安。这样的选择也注定了一家人后来的命运。

武汉会战失败后，阎宝航携妻子、两个年幼的孩子撤退到重庆，先后任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等职务，后进入第五十兵工厂、大明公司任职。因大部分收入资助东北流亡人士，所以阎家生活经常捉襟见肘，不过阎宝航的慷慨的名声吸引了形形色色的人，也因此被称为“阎家老店”。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鲜为人知的是阎家也是当时中共南方局的据点之一，周恩来多次在二楼房间内举行秘密会议，董必武、叶剑英等人也曾在此地主持会议和工作。

因为阎宝航与左翼人士的公开往来以及四个孩子前往延安，其身份自然也引起了国民政府内部的怀疑。一天，重庆卫戍司令刘峙请阎宝航到司令部见面，并单刀直入问道：“我是个军人，说话比较直接，你膝下六个孩子，四个都到延安去了，你是不是共产党？”阎宝航则反问道：“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孩子长大了，去不去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我也不能够拿镣铐、手铐把他们拷上，不让他们自由行动，再说他们也是去参加抗日的。”

而阎明光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他们后来在重庆档案馆里发现了很多国民政府时期的文件，其中在写着“阎宝航”名字的档案中，有军统特务写的关于其活动的记录。张学良在晚年与阎明光见面时，曾这样说道：“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有人检举你爸爸，蒋夫人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

可惜，蒋夫人美玲还是看走了眼，阎宝航并非是虔诚的基督徒，否则如何能心口不一，辜负蒋宋的信任和知遇之恩呢？难道他就不怕遭到上帝的谴责吗？

从事间谍活动 两次为苏共立大功

1939年，阎宝航根据周恩来、李克农的指示，在家中设置秘密电台。1941年春，周恩来指示其接受苏联驻华武官罗申的直接领导，为莫斯科提供情报。罗申要阎宝航收集包括蒋介石本人以及国民政府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情况。

1941年5月，驻德武官桂永清向蒋介石密报“纳粹德国将于6月20日左右的一星期内入侵苏联”。阎宝航在参加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一次宴会时，于右任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他，阎宝航又询问孙科，得到了确认。于是，他借故离开宴会，将情报交给了属下李正文，由其传递给周恩来及罗申。

6月22日，德军果然进攻苏联。苏军元帅朱可夫曾提到“来自中国的情报”，而这个情报使苏军得以紧急备战，没有遭受灭顶之灾。此后不久，罗申告诉阎宝航：“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6月30日，苏共还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感谢。

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下旬，国民政府密电破译专家池步洲判断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在上报这一信息的过程中，阎宝航获知并报告中共中央和莫斯科。

1942年，阎宝航的长女阎明诗从延安返回重庆，对外说是生病回来治疗，实则是作为译电员协助阎宝航的间谍工作。

阎宝航为苏共立下的第二个大功是在1944年，其借着陈诚让他了解日本是否会全面进攻苏联为借口，从国民党军委处获得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包括陆空军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翻译人数、将领姓名等。阎拿到后交给了周恩来，中共又迅速通报苏共。这为1945年抗战快结束前，苏军进入东北、攻击日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阎宝航由此成为中共最出色的特务之一，这也是为何1995年俄罗斯向阎宝航后人颁发“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的原因。

国共内战期间继续为中共效力

抗战胜利后，阎宝航继续为中共效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抨击国民政府的内政，将挑起内战的矛头指向国民党。他做的一切为中共最终夺取政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最有代表性的是“下关惨案”。在中共撰写的历史书中，“下关惨案”与李公朴、闻一多之死幕后的主使者都指向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然而，浮出水面的证据表明，中共才是这三起事件背后的鬼影，因为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地。

所谓“下关惨案”，根据中共官方的说法，1946年6月，在全国“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浪潮中，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叶笃义、浦熙修等9人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平请愿的代表，赴南京请愿。当代表们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数百人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雷洁琼等人被打成重伤。此后，中共借此继续诬蔑国民党，挑动老百姓反对国民政府。

然而，若干年后，中共党史在介绍阎宝航时，却不小心披露了这段历史的真相。原来，是阎宝航在下关车站，故意与乔装的国民党特务挑衅，从而挑起冲突。阎宝航被打，雷洁琼等人也跟着遭了殃。而就在阎等人被送去医院后不久，周恩来立即赶往医院慰问，周对阎说：“宝航同志，你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随后，毛泽东、朱德也发来了慰问电。

毫无疑问，“下关惨案”背后的鬼影正是中共，而阎宝航完成了什么任务也是不言而喻，就是利用“下关事件”挑起中国不明真相的知识分子、老百姓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乃至愤恨，而这个目地也的确达到了，雷洁琼等人至死也被蒙在鼓里。阎宝航的所为还能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吗？

文革惨死是不是报应？

做出完全违背上帝教义的阎宝航又能有什么好下场呢？

阎宝航于1946年8月秘密回到东北故土。1947年2月，辽北省政府成立，阎宝航任主席。同年，16岁的阎明复进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俄语。阎明复的二哥阎明智，此时担任哈外专的教师。

1949年5月阎宝航前往北京，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任筹委会副秘书长。10月起调外交部工作任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处长。1952年，其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份，1955年调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被调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事征集、整理文史资料的工作。而这预示着其命运的改变。

文革爆发后，有着复杂背景的阎宝航自然是难以逃脱厄运，而他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打倒，也预感到自己不妙。1967年11月6日晚，他在家中被抓捕，并被关入秦城监狱。不到一年就惨死尸骨无存。

受阎宝航牵连，其家人的境况也可想而知，即便他们也都长期为中共效力。长女阎明诗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下放鞍山，文革又被打成“鞍山市最大的特务分子”遭批斗；长子阎明新曾任解放军总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后被开除军籍，下放到贺兰山改造，其妻子在香山附近挖煤矿；次子阎明智被审查后也被赶到湖南农村，不到50岁就去世。三女儿阎明光也被下放，三女婿被关押。在中央办公厅做翻译的幼子阎明复也如开篇所言，被关进秦城监狱。而其夫人高素则在1971年因肺癌去世。

这样的结局是不是报应呢？一个为了效力无神论的中共而背叛上帝教诲的基督徒，是否在秦城监狱时有所忏悔呢？看看当年同为基督徒的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是如何拒绝毛周主动邀请其加入中共的，林医生说：“我是一个信仰《圣经》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共产党是无神论者的政党，我是绝对不能参加的。……我青年时期就在上帝面前立志除了医学有关团体以外，任何政治团体或组织绝对不参加。”如此看来，阎宝航并非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5/13/n1450788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