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长征

公元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紧准备入侵中国，中华民国采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略，连续多次围剿中共的叛乱势力和叛乱政权，终于在公元一九三四年剿灭了中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邪恶暴乱政权。至此，由于中共一手挑动的武装暴乱，使得生灵涂炭，致使江西人口从两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

 公元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伙同项英等炮制伪造《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在警卫班护送下逃离于都城，开始了号为“长征”的大逃亡。十一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惨败，三十日，毛泽东伙同中共“军委第一野战纵队”逃过湘江。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湖南通道乌合纠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极力鼓吹“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纠合的阴谋计划，改向国民政府军力量薄弱的贵州逃窜，被采纳。公元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毛泽东搀污在贵州遵义乌合纠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封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议上，中共内部停止了王明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魁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最高头目层地位。三月，毛泽东伙同周恩来、王稼祥勾结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月五日，毛泽东伙同周恩来等带着“红一方面军”四次反复穿逃赤水，最后狡渡金沙江，逃过泸定桥，钻出国民政府军的军事包围圈。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伙同项英等炮制《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六月，纠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合流。不久，毛泽东和张国焘公开分裂，中共发生严重内讧。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带着“中国工农红军”残部逃到陕西保安吴起镇。中共“长征”大逃亡结束。

 “长征”的起因是中共在江西做土匪叛乱，惹起国怒，老巢被国民政府军攻破，为避免被彻底剿灭干净，中共才进行长时间长距离的大逃亡，从江南绕过四川逃到了陕北。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炮制了所谓的“抗日宣言”，其实是一箭双雕之诡计，一方面要借刀杀人，想借日本侵略军的刀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人，另外则是把自己装扮成“抗日力量”，装扮成“民族主义力量”，以便给自己打造一副伪善面具欺骗中国民众。

 九、陕北

 毛泽东逃到了陕北，找到了依傍苏联斯大林邪恶政权的新巢穴，便开始实施其借刀杀人的伎俩，大唱“抗日”之歌，自导自演，弄出了一出出虚心假意“拉蒋抗日”的丑剧。蒋介石洞烛其奸，就是不上毛泽东的当，一口一个“攘外必先安内”，一定要将毛泽东和中共剿灭在陕北。下面就是毛泽东在这一年多时间内的丑恶表演：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搀污在陕北瓦窑堡乌合纠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会议抛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诡计。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搀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炮制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阴谋诡计涂脂抹粉。

 一九三六年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伙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头目炮制抛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居心叵测的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一揽子鬼话邪说，诱骗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共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二月至五月，毛泽东亲自伙同彭德怀带着“红一方面军”主力闯过黄河“东征”，扩充地盘。三月，毛泽东居心叵测的向中华民国政府炮制抛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条鬼话。六月一日，毛泽东伙同朱德炮制关于“救国救民”的邪文二十条。六月十二日，伙同朱德炮制“宣言”，对“两广叛乱”表示支持，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炮制伪造“八项纲领”。七月至十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行骗美国记者斯诺，借斯诺漂白自己的对外形象，回答它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编造了它的一通经历。八月十日，毛泽东搀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炮制抛出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炮制《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笑里藏刀的假意呼吁“一致抗日”。十二月七日，毛泽东自封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当时，中华民国这一边，由于东北军张学良为了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对日本的侵略不加抵抗，退到了关内。蒋介石就命令张学良带军去陕北剿灭中共叛乱势力。中共利用张学良的个人野心，以保存其军事实力为诱饵，极力拉拢张学良和中共同流合污，使中华民国的剿共大计腹死胎中。

 十、西安事变

 张学良本是东北军阀，杨虎城是西北军阀，虽然已经降服于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但是毕竟军阀习气并没有完全脱尽。真正讲起来，在它们心目中，国家和民族大义不及它们的个人军事势力来得重要。因此，当蒋介石命令它们前去剿共时，它们以小人之心度之，不但不用心剿匪，反而通贼卖国，在中共的挑拨煽动之下，以“抗日”之名，行叛乱之实，发动了“西安事变”。

 公元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以“兵谏”之名发动叛乱，绑架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浑水摸鱼，在杀不成蒋介石的情况下，决定再次让中共附体中华民国扩张势力，确定了所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诡计，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搅和谈判，终于逼迫蒋介石接纳中共到中华民国的旗下。十二月，毛泽东炮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伙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窜入延安。二月九日，毛泽东搀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共在会议上炮制出一个《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抛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中共关于“国共合作谈判”阴谋的对外底本。三月，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利用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宣扬中共的系列邪说。

 这样，利用“西安事变”的“天赐良机”，毛泽东带着中共初步完成了其借刀杀人诡计的实施，再附体于中华民国之身。从此，中共开始又一次堂而皇之的吸中华民国的血，榨中华民国的油，骗中华民国的心，干起了大规模扩张其邪恶流氓势力的罪恶老勾当。

 十一、抗日战争

 经过毛泽东和中共的反复诱导和刺激日本的侵华野心，终于借得日本皇军杀到中国。对毛泽东来说，现代版的中共，民国和日本皇军之间的三国争战终于开始了，毛泽东一边煽风点火，挑起蚌鹤相争，又一边隔岸观火，坐收渔利，在中华民国政府军针对日本侵略军的入侵展开殊死抵抗之时，迫不及待的钻到抗日战争前线的后方，日占区的权力真空地带——日占区农村大肆扩张中共武装暴乱势力。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零整整三年之间内，毛泽东跟任何一场抗日战役都不沾边，所以，严格讲起来，毛泽东真正连抗日战争的“毛”都没有参加。有以下史实为证：

 一九三七年四月至七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冠冕堂皇的鼓噪其“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被炮制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五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炮制宣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炮制《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腰不痛，脸不笑的抛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耍尽阴谋诡计，拚命拉中华民国和日本皇军死打，大打特打。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毛泽东搀污在陕北洛川乌合纠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抛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邪说，鼓噪“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所谓邪恶诡计，自封为新纠合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伙同朱德、周恩来炮制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邪恶号令。随后，欺天瞒海，表面上号令“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暗地里命令“八路军”抢占地盘。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搀污“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炮制《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中共内部教唆利用所谓“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抢占地盘的系列诡计。十二月，毛泽东搀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放言，棒打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鼓噪洛川会议确定的借刀杀人诡计。

 一九三八年春，毛泽东号令“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利用“游击战争”大规模抢占地盘。 五月，炮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邪文，以抗日之名，行抢地之实。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毛泽东搀污“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炮制《论持久战》讲演，剽窃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故作姿态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搀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为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声势。毛泽东在会上炮制长篇发言。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搀污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炮制《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中共在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魁首的“中央政治局”的篡权“路线”。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搀污“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鼓噪，诱骗民众动手动脚，为中共出力熬过经济困难。二月五日，毛泽东跑到中共“中央党校”炮制《反对投降主义》的邪说。四月下旬，炮制《五四运动》邪文。五月四日，毛泽东搀污“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炮制《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七月至八月，毛泽东多次炮制邪说，污蔑中华民国政府军制造反共磨擦，伪装呼吁继续“团结抗战”。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借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发声，对中华民国再次威胁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流氓恐吓。十月四日，毛泽东炮制《〈共产党人〉发刊词》，自我吹嘘“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替中共“中央”炮制关于大量诱骗知识份子加入中共邪党组织的阴谋调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替“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造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炮制《纪念白求恩》邪文。同月，毛泽东伙同它人炮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十二月至次年三月，自编自演了所谓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零年 一月，毛泽东炮制《新民主主义论》，系统策划了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篡夺政权的邪说和方案。三月六日，毛泽东替中共“中央”炮制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抛出利用“三三制”的诡计，骗取民心。 三月十一日，毛泽东炮制《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如何制造冲突，为中共创造攻击国民政府军以显示“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功绩”的“经验”，抛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鬼话诡计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无耻标榜口号。五月四日，毛泽东炮制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叫嚣必须放手扩大军队，顽抗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围剿，放言要采取进攻争斗的方式，“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六月下旬，毛泽东搀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炮制“报告”，分析在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下如何篡权，反咬一口的叫嚣：“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用以居心叵测的制造中华民国政府军要攻击中共的假象。十一月，毛泽东炮制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流氓无耻的对《皓电》反咬一口。十二月，毛泽东伙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培训的中共“党人”扯谈，鼓噪中共“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有研究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共安插在中华民国的“红色代理人”按照中共“中央”的旨意故意引诱日军大规模侵华而爆发的。这里面涉及到毛泽东，也可能涉及到苏联和斯大林。关于中共引诱日军大规模侵华的具体历史细节，目前披露得还不是太透彻。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苏联和斯大林一直在想着利用中国牵制日本人，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全部转移到中国身上，竭尽全力的避免苏联和日本开战，使得苏联不至于落入分别和德国，日本在东、西两端同时作战的致命困境。从这一点上讲，苏联斯大林是希望中国和日本打大特打。

十二、皖南事变

 毛泽东“假抗日，真扩张”的借刀杀人之计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到一九四零底，中共扩张的暴力叛乱势力又增长到了几十万，超过了在江西的最猖狂时期。毛泽东心底掩藏的和中华民国争天下的权力贪欲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于是，毛泽东开始一步步的制造矛盾，导演了“皖南事变”。虽然最后由于斯大林的压制和反对，毛泽东暂时冷却了其夺取天下的野心，但到底还是利用这次事变清除了它的一个政敌：项英。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替中共“中央军委”炮制重建“新四军”军部的无耻号令，并对“新华社”记者炮制抛出关于“皖南事变”的一通胡说，厚颜无耻的提出所谓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栽赃陷害中华民国政府军。

斯大林压制和反对毛泽东利用“皖南事变”发动内战的原因还是为了它们苏联自己的利益着想，斯大林要利用中华民国牵制和吸引日本军力，一旦毛泽东发动内战和日本夹击中华民国，则中国就有迅速亡国于日本的危险，日本很可能和德国希特勒联合行动，挥师北上，从西伯利亚直接攻击苏联后背，和德国两面夹击苏联，彻底灭亡苏联共产邪恶政权。
十三、种鸦片

一九四一年六月，苏联被德国纳粹军队攻击，苏联当时已经是自身难保，毛泽东为中共想，“未雨绸缪”，开始考虑中共的生计问题。得到的结论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种植鸦片来养军和扩军。同时，毛泽东开始小心翼翼的向天下人故意示弱：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毛泽东炮制抛出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再次利用所谓的“三三制”来骗取“边区政权”统治之下的民众民心。五月八日，炮制《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抛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邪说和骗取中间派支持的阴谋诡计。

种鸦片的事对中共来说是极敏感的，中共内部一般用“特货”来代称鸦片，所谓“南泥湾”，名义上是开荒出来的粮食基地，其实真正讲起来，中共是要把那里弄成鸦片种植基地，路边种庄稼，田地的正中间种鸦片。中共种鸦片种了三年，到公元一九四四年停止了，因为这三年种出来的鸦片太多了，卖鸦片的钱远远足够中共购买武器扩张叛乱军事势力的开支，以至于有人提议将卖剩的鸦片转卖给陕北的农民。

十四、延安整风

对毛泽东来说，由于斯大林的反对，既然暂时还不能立刻实现中共篡权的野心，但是也要做点事，为将来做点准备，经济危机可以通过种鸦片解决，那么剩下的时间就是用来要对“全党”进行大洗脑，完全控制全部中共“党人”的思想精神。这就是延安整风的由来，其实质是利用暴力洗脑，精神控制，非要建立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权威不可。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搀污“延安干部会”炮制《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抛出“反对主观主义”鬼话和“实事求是”的邪说。八月一日，毛泽东替中共“中央”炮制《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搀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炮制“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抛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纠合以毛泽东为头目的“中央学习组”。秋冬，毛泽东先后篡改炮制《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中共“党”的“历史文献集”。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搀污“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炮制抛读《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乌合纠开“干部会议”炮制《反对党八股》的邪说。五月，毛泽东搀污“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炮制邪说鬼话。九月七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炮制社论，鼓噪“精兵简政”是中共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十二月，毛泽东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炮制《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编造所谓“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搀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被中共的虾兵蟹将们册立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乌合纠开的“干部大会”上炮制抛读《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六月一日，毛泽东替中共“中央”炮制“关于领导方法”的邪文。七月一日，毛泽东致信康生，假惺惺的空喊中共的内部倾轧过程中，“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假意表示反对“逼，供，信”。

至此，毛泽东通过残酷的内部暴力洗脑，建立起了其在中共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真正成为不再受苏联和斯大林操控和左右的“共产主义”魔教东方教皇。

十五、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打到第六个年头的时候，中共就该要准备冒战功，抢夺战果，霸占地盘了，毛泽东当然要做点事情。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替延安《解放日报》炮制《质问国民党》的邪恶社论，污蔑国民党要进攻“陕甘宁边区”。 九月上旬至十月上旬，毛泽东把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乌合纠开的会议，对其政敌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炮轰，在会上多次放言。十二月，毛泽东替“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画符“实事求是”。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先后搀污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炮制“关于学习和时局”的邪说讲演。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炮制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当时中国政治和国共两党悬案矛盾，提出二十条“意见”。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搀污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被喽啰们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六月五日，毛泽东炮制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被中共内部“通过”。六月至八月，毛泽东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颠倒黑白，为中共的所谓“抗日政策”辩白，大肆扯谈“国共关系”等问题。九月八日，毛泽东搀污“张思德追悼会”，炮制抛出《为人民服务》大邪文蛊惑天下人心。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把持乌合纠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中共喽啰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加紧到中国南方抢占地盘。十一月，毛泽东伙同周恩来等跟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一九四五年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搀污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在毛泽东的强大压力下，中共在会议上勉强“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篡改而炮制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毛泽东把持乌合纠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炮制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炮制《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中共在此邪教大会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六月十九日，毛泽东搀污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自封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七月，毛泽东伙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高唱要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八月九日，毛泽东炮制《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假冒伪劣“声明”。

抗战胜利，应该说最主要是中华民国长期对侵华日军浴血奋战的结果，另外美国对中华民国的各种国际援助也很重要。至于说中共和苏联对中国的抗战胜利有帮助，那是中共专门炮制出来的无耻之谈。如果没有苏联支持下的中共不断叛乱，中国集中全力抗击日本，日本人可能连南京也攻不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