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中共老地下党员。
大家要问，抗日战争是外敌入侵，怎么可以算到中共头上？历史公案，是非曲直，读完这篇文章，你就知道为什么。
中华民国政府是当事人，他们的教科书是这样写的：“民国26年7月7日晚11时，日军于北平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吉星文团长严词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发动突袭，国军守土有责，奋勇还击。”
这是很准确的事件经过描述，可惜谈的是结果，没有交待原因。其实，国军和日军都上了共产党的当，因为“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
道理很简单，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大力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西安事变”，写下民国百年史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西安事变”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格局。毛泽东见时机成熟，民气可用，密令北方局搞事，乘夜绑了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开枪，一个“恼羞成怒”，一个“奋勇还击”，八年抗战于是开打。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是“九一八事变”后续，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的停火协议，全文如下：
一、中国军队即刻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遵守第一项规定，不再越过上述“撤退线”继续追击，并自动回到长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根据这些局部协议的施行细则，日军在百人以下的军事调动，以及不开火的小规模军事演习，不需要通知地方当局。卢沟桥守军深夜听见鞭炮声（龙王庙三发枪响）却没有日军演训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日军搜查宛平城的情报，谁都扛不起918“不抵抗将军”骂名，心一横就打响了。
日军也奇怪，人丢了还没找着，百人以下的军事行动又不用照会，29军居然开火，“下克上”痼疾发作，事变迅速扩大。再加上不幸的“通州事件”，日本军部决定增兵“膺惩暴支”。
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
看到了没有，这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别动队，在两军之间的特殊活动？日军在城外找不到失踪士兵，才坚持进入宛平城搜查，听见枪响，越发担心失踪士兵的安危，当时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要求，于是发动炮击。
事变发生之后，延安大吹大唱：“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共北方局马上后撤太原，太行山地区“游而不击”。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立此大功，43年提拔“二把手”，确立接班人的地位。八年抗战三千五百万军民同胞，血债都有他一份，最后被老毛活活整治，化名“刘卫黄”，骨灰也不知是真是假。历史在冥冥之中，自有公道。
吉星文阵亡于823炮战，这是历史的讽刺。西北军一向左倾，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皆然。他的族叔吉鸿昌（宁夏省主席）是共产党员，后来也送了命。
我作这个历史推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资料：
一、当年那个被绑走日本兵的战友，1960年代在杂志作了一个访谈，说是晚饭后找地方大解，遇到武装土匪，事情过了放他回去。在那个脸谱化的时代，认为是日方脱罪之词，无人理睬。
二、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承认了这个史实。原来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老地下党，他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三、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支那课军情特务出身），东京大审判出庭作证。卢沟桥的第一枪是共产党放的，事变是共产党在卢沟桥两边放枪挑起，而且是共产党和前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勾结和操纵的。后来有人骂他“日本的犹大”，他就不敢说话了。
(看中国:http://kzg.io/gb3m0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