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民主公益人士董广平 :“尽管中共的宣传部门造了很多的假,搞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正能量,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事情是无法深究的。那更何况像那个铁链女、像唐山的黑社会。我觉得这这一系列的问题,全部深究起来,统统都指向你中共在作恶。中共根本执政70年,根本就没有干什么好事。”
另一个火热的话题,是一位叫周劼的官二代,在朋友圈炫富引起热议,这导致他的“权力家族”进入公共视野,他所供职的江西国控集团也被聚焦,目前他本人被停职并接受调查。
两个人的故事拼凑在一起,勾勒出一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景图。
7月29日,西泽研究院赵建教授发表文章,以乡村底层的“农民二舅”与城市顶端的“二代小周”为研究对象,指出中国转型时期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
一个繁华的经济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一种具有明显城乡差异的集体心理和大众精神结构。
“二舅”是作为一种最底层的精神寄托,承载着无数普通人“活下去”的生存秘笈。而周公子炫耀生活的幸运和富足,却是占有大量资源的特有群体,是体制内的代表,年纪轻轻就可以在谈笑间获得常人一辈子无法企及的财富和影响力。
旅加民主人士康朋虎:“一个是二舅这个残疾人,一个是这个周公子。二舅的代表就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里边的最底层了,这种残疾人是被社会抛弃、被国家抛弃的,这种人就是自生自灭,可以说在中国就是自生自灭这种人大有人在。那像周公子这种,这种就是代表了这种中国的这种特权阶层。”
文章说,如果在GDP高速增长但贫富结构日益极化的转型过程中,保证社会稳定与集体心理平衡的是幸福增加值,那么二舅一直保持较高的满足感知度就可以弥合这种收入和财富极化可能引发的社会心理危机。而像小周这样的群体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制度成本的制造者,没有价值。
自由媒体人黄子茵 :“像二舅这样子的伤残人士,他们其实在一个正常的人类社会当中,他们本来是可以有着非常高质量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那个智力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的命运都是因出生在中国,而被染上了一层那个悲剧的色彩。”
自由媒体人黄子茵认为,周公子是可悲的人物,所谓的富贵背景全来自他人。
黄子茵 :“在他的价值观里面,他的所有的安全感都来自于那些外在的东西,都来自于他的父亲是谁,都来自于他的伯伯是谁、他的叔叔是谁,所以他的这些安全感就像那个纸牌屋一样,随时都可以被人家轻轻手指一推就推倒。这些他引以为傲的东西,在一夜之间可能就会变成他的灾难,就会变成他的负担。那么他的人生还会有什么?还会剩下什么?”
西泽研究院赵建教授的文章也谈到,在中国像“二舅”这样生活经历的普通百姓,其实何止千万。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2/08/01/a1034919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