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三中全会后发布的一份文件中,当局表示将规范收入分配和积累财富的方式,并调节过高的收入。除了金融业大幅裁员减薪,现在还传出中国两家领先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限制了员工的年收入,并将收回超出部分和奖金。
中共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当局对中国大型基金公司设年薪上限,并要求收回员工超出薪资上限的收入。
《路透社》7月24日报导,消息人士指出,招商基金管理6月告知员工,从今年起,他们的年薪将不高于300万元人民币(下同),并要求他们退还去年超出上限的薪酬,最快本月实施。
台湾财经专家 黄世聪:“现阶段中国的全面的向高薪业者,或是以奖金制度为主的一些企业去讨回过去的奖金,来弥补现阶段的亏损。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外界看来是很难以置信的事情,那就在中国发生了。这个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以后我在中国工作,搞不好我现在赚的钱也不是我的钱,也随时都会被讨回去,”
大纪元专栏作家 王赫:“不光是基金业,整个金融业,包括从银行、证监会,这个东西全面都会推行中共的新一轮的所谓的金融文化。所以这个不是说基金业是独自一家,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做法。但是中共这个做法本身,它并不能解决中国金融的乱象,而且它会导致现在的金融人士,因为他利益受到了重大损失,他们会进行反弹,所以它可能使中国的金融乱象更加的严重。”
报导指出,推动基金业降低薪资的背景是北京当局“共同富裕”的目标,主要是解决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社会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中共证券监管机构还加强了对该行业的监管,一些投资者认为,尽管股市表现不佳,但该行业仍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王赫:“中国的基金业按照中国国内的专家的说法存在着三大问题。第一,公信力有问题,第二,专业能力有问题,第三,道德底线有问题。所以这么多年中国基金基民有七亿人,这么多年亏损的是大多数,所以整个这个行业是非常混乱。对中国经济、对老百姓的收入、对中产经济的打击,它都发挥了很恶劣的作用。”
黄世聪:“当然啦,你要从这个表面上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譬如你可能发现到过去有所谓的贪污腐败,或是超发奖金的状况,所以给你追回来。但是隐含的当然也有所谓的共同富裕这些的状况,那也会让人联想,是不是借所谓的反贪打贪之名,然后行个人敛财之实,这种做法在外界看来就是,你中国的工作、薪资、财产什么都很没有保障,这个其实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标榜的精神是很大相违背。”
在中共三中全会后发布的一份文件中,当局表示将规范收入分配和积累财富的方式,并调节过高的收入。
黄世聪:“觉得你都可以把过去几年的薪水奖金拿回来,那你还有什么做不出来?你充公这都可能嘛,对不对?那前一阵子在打压马云这些富豪,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停止。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中国不断的印钞,然后不断的譬如透过所谓的降息降准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为什么经济都起不来?因为扮演这个消费非常重要的那些富人,或是那些高资产份子,很多都缩手了,或是很多他就逃离中国了,这个一定会造成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说并不是好事。”
由于房地产崩盘,导致民间消费者支出更加谨慎。《彭博社》报导指出,北京押注在电动车和太阳能电池的创新,做为提振成长和支出,同时拒绝透过直接救济来刺激消费。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有更好的社会保障网络,才能让中国消费者掏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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