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体现习“核心”的三个年度动作又相继在“例行”了。

首先，2019年12月26日至27日，中共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的对照检查发言进行了总结”。其次，10天后的1月7日，习主持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五大机构（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最高检）的工作汇报及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这意味着栗战书、李克强、汪洋和王沪宁等四常委向习汇报工作。再次， “中央政治局同志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按例将在今年“两会”前进行，届时习“除对中央政治局同志提出总体要求外，还分别进行个性化点评。” （ 习于2015年创设了前2个动作，于19大后的第一时间创设了第3个动作。）

特别是，这次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会议通报中显示，首次用“人民领袖”来称呼习近平，这是2016年确立“习核心”、2017年和2018年习“新时代思想”进党章、宪法之后对习的再一次新“定位”，这一评价比肩毛泽东。其实，自2015年至今，中共政治局每年底的民主生活会，从官媒报导来看，对习的评价越来越高。

似乎，习已获得绝对权威，得到中共高层的衷心拥护；其他6名常委和政治局委员，都已对习心悦诚服。

但如果问习真是这样吗？习自己都不敢相信。否则，习当局也不会三令五申地强调不准搞“低级红、高级黑”了。（习的真实处境，还是一如笔者去年8月底发表的《习近平当前面临的四重困境》一文所说，“政令也出不了中南海”。）

例如，最近又出了一件令习当局啼笑皆非的事：1月10日，党媒《学习时报》不知为何发表一篇2017年6月3日的采访，采访的是习近平当年任职福建时的一位老部下，该名下属称习近平兼有“平民情怀与贵族气质”，更提到“掉书袋”的由来——文革期间“习近平背新华字典”。

斯文一出，引爆网络（官媒也大肆转载）。有称之为是中共为习大兴个人崇拜之风，“极尽吹捧之能”；有称之是为“低级红、高级黑”等等，不一而足。

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共对习的“捧杀”。

中共和习本身毕竟是两回事。中共近百年历史中，为了窃国、保权、活命，利用、糟蹋、抛弃过许多任领导人，领导人也只是它的工具；因为中共自诩自己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有错的只能是领导人。

因此，中共对习是利用和防范两手兼施。所谓“利用”，自2004年年底《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引发“三退”大潮，胡锦涛当局的“保鲜运动”毫无效果，内斗又使中共随时可能分崩离析，中共各派妥协推出习近平。习上台以来，大力集权，将“九龙治水”改为“定于一尊”，为保党而夙夜忧叹。中共乐得有人卖命，就不断给习戴高帽子，不停地吹捧，不停地拔高习的党内地位。

但是，如果习成为第二个戈尔巴乔夫怎么办？于是，对习又有防范一手。“防范”表现主要有二。

一是表面上，是党内各派系对习的掣肘。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演变为“寡头垄断”，有论者称中国政经命脉被500个家庭所控制。习近平在“打虎”节节胜利之时，没有乘势拿下腐败总教练江泽民；习动的人最高也只到现任政治局委员一级，正宗“太子党”除了薄熙来这个特例之外，也没动其他人；除了习本身的原因外，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一是中共这个体制性力量对习的钳制。中共体制“腐而不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中共本身就是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反动势力、黑恶势力。这是中共不能自我改良、转型的根本原因所在。习反腐不可谓不用心，但只能做些表面功夫，不敢动本，例如官员申报财产的“阳光法案”就出不了台。一个“雷阳案”，一度沸沸扬扬，最后也不了了之。习近平十几岁就遭受了中共迫害，二十几岁就担任了中共正定县委副书记，然后一路小跑直至成为党魁，对中共本性和现状的理解绝非寻常人可比。习上台来以正统自居，不断“整党”，不断出台“家法”（党内法规），想这个党“去腐生肌”、起死回生，目的是“靠党争权”、“抓党争权”。习争权，一方面是想做点事情，另一方面也是想自保。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和党对“斗”与血腥的嗜好，使习阴影难去。

习上台七年多来，随着中共亡党危机的日益严重，中共内斗越来越激烈，习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习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习的天然人性和被灌输的党性越来越对抗，习做出最终抉择也越来越迫切，党对习的利用和制约也空前升级，“利用”则已转化为“捧杀”，“防范”则已转化为“棒杀”。 “捧杀”在明，“棒杀”在暗，两者相生相克、相反相成。

中共古语将“物极必反”。民间的说法是“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岁末年初，对习的吹捧已经达到历史高点了，也就意味着习真的危险了。无论是对中共还是对习而言，2020年较2019年，都必定更加动荡、凶险。

习就真甘心被“捧杀”或“棒杀”吗？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1/20/n118063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