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失控，但病毒来源至今仍是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突然在深改委会议上强调加速推动生物安全立法的讲话，引发外界再次关注病毒的真正来源。

2月1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深改委会议，中共政治局常委、深改委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称，“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等。

这是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首次公开提到“生物安全”。

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外界一直在关注病毒来源问题。包括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或科学家，都曾质疑或暗示此病毒可能与中国武汉P4病毒实验室有关系。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又让外界对造成本次重大伤亡疫情的病毒来源充满各种猜测。

自由亚洲电台导援引曾负责起草美国《生物武器反恐怖主义法（1989）》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教授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的话表示，习近平的谈话代表他意识到生物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可能危及他的政治地位。

博伊尔说：“ （中国的实验室）完全没有制度性规范，尽管中国（中共）投入很多心力发展国防生物武器。据我的了解，他们在BSL4病毒实验室研发、储藏这样的生物武器是极度危险的。历史上，这些实验室都有泄漏（病毒）记录。”

一位熟知P3实验室运作模式的美国病毒学博士匿名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我很讶异的是， 你们是还没有做好（法规未完善）的意思吗？ 我很讶异中国大陆还没有这样的法规。它们已经盖了好几个P3、 P4实验室。这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上述人士介绍，以台湾生物安全法规为例，除了按国际标准明确规范病毒级数、致病程度，还细到如何管制废弃物、如何穿脱隔离衣等各种动作都有一定的作业程序。

台湾自2003年SARS疫情后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领军，參考世卫组织、美国疾控中心及国立卫生研究院、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等相关实验室生物安全规范及指引，逐步完善生物安全法规。

“为什么要有法律？因为一个病毒要被带出去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比如你今天处理检体的时候，戳破了手套、没有处理程序，你要不要通报主管？还是就回家到处走？或是有些时候，我们养病毒，分装到一百个试管， 我每拿一管起来做实验，都要在电脑里面做记录。”

专家：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

报导引述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欧尼尔国际卫生法中心研究员、博思法律事务所资深律师刘汗曦的话说，实验室生物安全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公卫安全的重要指标。

刘汗曦说，因为这次武汉疫情很有可能是来自于生物实验室的管控不当，而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存在于中国全国各地，包括医院与大专院校等各种实验室中。“这个法规不立好，下一次爆发类似危机的风险还是很高。”

“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是有位阶的。如果只是一个行政规范，或只是实验室管理层级（制订的规范），位阶就不够。提高法律位阶，代表国家对此的重视。可以处理很多权力冲突的问题。”

刘汗曦进一步解释，比如专责机构的责任划分、实验室的预算、研究权力、研究范围、违反规范的罚责、刑责等，都是需要有中央统一标准的法规，来处理现行可能有的规范之间的冲突。

对比美国在1989年已经出台的相关法规，弗朗西斯·博伊尔强调，他不是要批评中国，也对中国人民的遭遇感到非常遗憾，但此次病毒已造成国际事件，所以他呼吁应关闭所有的P4病毒实验室。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2/14/n118699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