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六中全会上扩大权力，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可无限期执政的领导人；对中共的地方官员来说，这意味着新形势下的站队选择问题。

彭博社周一（11月8日）报导说，拥有巨大的权力和有效地使用权力是两码事。在中共这个不透明政治体制中，最高领导人拥有管辖三十多个省级行政部门、三千个地市级和县级行政区以及至少四万个乡镇一级行政区划的权力，但是否有效使用权力则是另外一回事。

学者：所有官员都在努力对领导人盲从

报导说，大量的中共官僚希望努力了解他们如何能取悦北京的老板，并确保在不透明的共产党队列中获得晋升。

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告诉彭博社：“在习近平的个人主义领导下，所有官员都在努力对领导人展示，他们有多忠诚。”

“任何不忠诚的暗示都可能使你的职业生涯走向覆灭。”她补充说。

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干部管理的乔治敦大学助理教授冷宁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共自上而下的人事控制。她说：“有时最能干的人看起来不那么忠诚，因为这意味着，你有能力批评政策或提出替代方案。”

中共官员们向来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执行中央政策并为求表现而走极端，如拉闸限电的、负责监管煤矿和发电的官员，共同加剧中国的能源危机；要么因恐惧而举足不前，无法做出自主决定，即使在一些重大危机中也如此，如今年的郑州洪水或去年武汉开始出现的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新冠病毒）大流行病。

地方官员都知道高层错了 但谁都不说

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0月初北京向国营煤矿企业发出的矛盾信号。

中国一直面临电力紧张问题，但部分官员急于达到中央的减少化石燃料排放硬性指标时，他们下令拉闸限电、关闭当地工厂。

负责制定国家经济活动的最高中共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地方政府发出“紧急”信号，要求各地煤矿投入更多生产，但同时也强调需要达到习近平的碳排放目标和煤矿安全保障，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最初的电荒。

能源公司高管、工业部门官员和顾问告诉彭博社，这些相互矛盾的命令使煤矿员工处于艰难境地；无论他们怎么决定，都可能无法实现习近平的其中一个目标，并为此付出代价。由于情况敏感，他们不愿透露姓名。

报导说，“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最高领导人制定的僵硬排放和工业改革目标加剧了危机，但官员们不可能改变方向。”

习近平在2019年7月号召基层官员进行更多原创性和差异化的改革尝试，并许诺“容忍在尝试创新改革时犯下的错误”；尽管如此，自那时以来，中共官场上几乎还是没有变化。

一名被访的官员说，改变政策方向那将是承认政策有缺陷，而“我们知道中央政府从来不会（认）错”。

中共不容异议 地方官员压制预警民众

中共自上而下的制度几乎不容忍任何异议，这激励了官员们掩盖问题，压制举报人，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要当事人噤声。

当中共病毒从武汉开始传播时，当地警察训诫了八名试图告知疫情信息的医生，要他们保持沉默。武汉市长后来说，他必须等待中央“授权”才能发布有关疫情的信息。

7月，河南省会郑州的洪水造成14人死亡，当时被困在地铁车厢里的乘客视频引起了民众愤怒，官员们对洪水的处理同样行动缓慢。

习近平扩权 中共地方官员需要站队

习近平可能在本周的六中全会上通过40年来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来巩固他的控制。但拥有权力和有效使用权力是两回事。

彭博社报导说，虽然这可能使习近平比以前的中国领导人有更大的控制权，并有助于打击腐败，但在经济增长放缓，中国面临劳动力老龄化、国内债务增加和与贸易伙伴日益尖锐的关系情况下，也有可能削弱经济活力。

中共地方官员不止要学会政治上站队，也需要平衡各种考核，最主要的就是经济。

中国这次遭遇的电力荒是二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拉闸限电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生产、生活活动；同时，也让官员们必须面对民众汹涌而至的不满。

能源部门的专家表示，很大程度上电荒是中共领导人对能源市场处理不当的产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警告信号。

但是，中共官方新华社的一篇社论批评说，是一些地方官员在推动实现习近平的气候目标方面采取了“过度行动”。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表示，将重新考虑中国能源转型的步伐，抨击地方政府在关闭能源密集型项目或“运动式”减碳方面采取的“一刀切”做法。

对中共官员而言，需要不停在政治站队和经济政绩上寻找平衡。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说，对他们来说，应对上级坏政策的最好办法就是低着头，最小限度地执行，并希望不要被领导注意到。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1/8/n1336293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