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对中共的震撼是难以估量的。习近平的政策走向，从某种角度讲，是对苏联解体教训的反向汲取。本文以克格勃为例，讨论（习亲信）陈一新主掌的国安部为什么权势大增，及其对中共政局的可能影响。

在苏联历史上，克格勃的能量非常大。列宁“十月暴动”不久，就组建了情报机构“契卡”（克格勃前身），契卡工作人员被授权不经审判即可将间谍、“反革命分子”等就地正法，成为红色恐怖的主要执行者。后来，契卡重组为内务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被斯大林用来搞“大清洗”。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将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从内务部分出来，组建苏联部长会议直属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就是克格勃。克格勃系统高峰时期人员五十多万，权势熏天。关于苏联人对克格勃的恐慌，有这么个笑话：问什么是幸福时刻？英国人说是可以悠闲地喝下午茶，美国人说是可以开心地开派对，苏联人则说莫过于克格勃找上门来、最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敲错了门。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仍旧看重克格勃。克留奇科夫被他提拔当了克格勃主席、政治局委员（苏共没有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大将，1987年还陪他访美。特别重要的文件，克留奇科夫总是亲自给戈尔巴乔夫送来。有时是亲自把密信封好送戈尔巴乔夫，很少假手秘书。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克留奇科夫在政见上戈尔巴乔夫背道而驰，克格勃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最大政治隐患。

克格勃从自己的立场为高层提供假情报，即只“告诉部分真相”。比如，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兴起，克格勃不断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三国人民反对独立，却不提这些反对者都是苏联官方组织起来的，故意避而不提数量更多得多的人民支持独立，让戈尔巴乔夫错判形势、坚持强硬态度。又如，1990年秋民主派计划一次群众游行，克格勃报告示威者计划冲进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调动军队入城，最终也未能阻止游行，却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声望。

克格勃最疯狂的举动，是策划、组织“8‧19政变”。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竭力谈成了新联盟条约（将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下放到各个共和国），计划8月20日正式签署，放心地去克里米亚度假。克留奇科夫却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出卖苏联，铤而走险，联合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等等关键人物，隔断戈尔巴乔夫与外界联系，于8月19日凌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副总统代行戈尔巴乔夫职权。虽然政变三天即告失败，但这却使苏联解体成为定局。

克留奇科夫和克格勃的历史，习近平和中共都是清楚的，并引以为戒。

中共的情报机构，主要有三块：军方系统、公安系统、国安系统。各有分工，也有竞争。2012年习近平上位，得到一些“太子党”的支持，尤其是掌控军方情报系统的叶选宁。所以，2016年叶选宁去世，据说葬礼比他爹开国元帅叶剑英还要风光。

习近平控公安部（及其情报系统）最慢。经过多次清洗，亲信王小洪才于2022年6月坐上公安部部长的位置。

而习近平掌控国安部则是另一种情况。在众多部委中，1983年设立的国安部极特殊，不设对外官方网站，不公开副部长、部务委员名单。国安部长一职，相当稳定。除第一任部长凌云2年外，贾春旺干了13年，许永跃9年，耿惠昌9年（2007年8月30日—2016年11月7日）。

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于2014年正式拿下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时对国安系统进行清洗（因为周利用国安介入党内政治斗争）。2015年初，副部长马建被公布落马；随后，王岐山副手、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派去国安部当党委书记，次年11月接任国安部长。

应该说，习对陈文清赏识有加。2018年5月，陈文清又兼任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这个位置，可以直接陪侍习近平非常显赫；以前蔡奇干过，蔡奇之后中断几年）。2022年10月“二十大”，陈文清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第一个进入政治局的国安部部长，也是罗干之后15年以来首位非公安部部长出身的中央政法委书记。（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二十届中央书记处里，前所未有地出现3个职业警察——陈文清，公安部长王小洪，中纪委副书记、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刘金国，个个警龄几十年。此前，历届中央书记处里，如果有，也只有一个警察头子。而且，无论是在中央书记处、还是在中央政治局、或者国务委员里，这些个“警察头子”都是“半路出家”而非职业警察出身。）

这表明，习近平对情报系统和国安部的重视，远超之前的江、胡。事实上，中共内斗激烈、残酷，习要当稳“核心”、“定于一尊”，也要借助情报系统、国安的力量。而习对新一任国安部长的人选，尤为重视。最终，安排了陈一新。

陈一新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亲信、智囊（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习上台后，2015年把陈一新调往中央，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一年后外放湖北，任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副书记；2018年再回中央，出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打黑除恶办公室主任，替习监督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此外，陈一新还兼任“跨军地改革工作小组”组长。疫情爆发后，2020年2月8日，陈一新出任中央赴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指导组副组长，以习近平钦差身份坐镇武汉。在这期间，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犯在了陈一新手上。

陈一新“六年六调”，可见，在习心目中，显然是得力干将、“灭火队长”。

因此，陈一新既没有像他的前任汪永清那样（陈、汪两人都是1959年出生）官升一级、去当全国政协副主席（虚职），也没像王胜俊那样去当最高法院院长或者最高检察长（实职），而是于2022年10月30日去了习近平心目中最为关键的地方——国安部。

国安部在陈一新主掌后，一反之前的低调，非常张扬。首次设立微信号，并以国家安全之名，介入外交、金融领域，重奖驱动全民抓间谍，打击美国和其它外国公司等等，横行无忌。竟然，今年8月13日，国安部微信公众号发文称“连续破获千余起台湾间谍窃密案件”。（对此，台湾陆委会回应称：“若非夸大业绩，就是再次公开宣示，中共国安部门用模糊不明确的法律滥权羁押，将主张民主自由的台湾人民都当成‘间谍’。”）

同时，陈一新对国安系统自身也不放心，提出整治“五不”——“不忠”、“不公”、“不廉”、“不为”、“不正”，“解决隐蔽战线监督难点”。

而且，陈一新还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权威阐释者自居。今年4月29日，陈一新在党刊《学习时报》头版头条的署名文章中，宣称国安部要搞新“五反”——“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这暗示习近平身边的“钉子”“内奸”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比如两任国防部长和一大批将领落马）。对此，有人认为这是对习近平执政10年来内外政策的总结与展望，总结概括来讲就是“失败”，展望则是“重返毛泽东时代”。

新“五反”目的之一，就是恐吓党内官员和异议人士，不许任何人轻举妄动。新“五反”反过来理解，其实就是习当局的“五怕”。显示当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亡党”恐惧非常严重，于是大搞“特务治国”，国安部就“横着走”了。

因此，陈一新虽然只是个中央委员，但他直通习近平，权势令人不敢轻视。以至于，有媒体文章“习家军七大佬 谁最有野心？”，将陈一新与李强、蔡奇、李希、丁薛祥、何立峰、王小洪并列，一旦习近平有事，这些人都有攀顶野心。

不过，陈一新的招摇，又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习家军和中共官僚，都忌惮国安部，但又绝不愿意做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因此也会积极反制陈一新和国安部。不仅王小洪的公安部和军方情报系统不愿意看见国安部一家独大，就是在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层级，蔡奇作为情报总头目（蔡奇既是国安委副主席，又以中央办公厅主任身份兼任国安委办公厅主任），也会力压陈一新，限制甚至离间陈一新和习近平的关系。

固然陈一新是习近平的亲信；但是，克格勃和克留奇科夫的例子，会让本来就充满戒心的习近平，不会把宝只押在陈一新一人身上，而是分而治之。

概而言之，陈一新是习近平的一把刀子，习用起来要锋利、畅快，但习也会给刀子戴上套子，不让他伤到自己。不过，这都是理想状态，形势是变化的，人也是变化的，现实中会走到哪一步，就不是习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了。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4/10/17/a1039222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