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资不高，还欠着几万块钱的债，温饱都成问题，还能有什么奢望？”“我的苦楚可多了，很冤枉，很难过，可有苦无处说。谁能救救我呢？”“每天早上睁开眼睛，能看到阳光，我就满足了。”在西方社会欢庆圣诞、大人小孩围坐尽尝美食之际，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各阶层民众吐出的心声，让人难免有些伤怀。

2018年已近尾声，本是该喜迎新春的日子，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民众，跨海对《看中国》谈起的却都是他们的苦楚与悲伤。

北京原企业家：谁能救救我们？

“我们是白手起家，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集体企业’，可是最后公司起来了，有招工能力了，政府却把我们的全部财产掠夺了。”现年82岁的北京市玄武区老企业家高玉清，谈起她过往受到政府的种种不公，难掩声音颤抖，她说当年她们辛辛苦苦创建起的公司，在公司开始正常运转后，却被政府“淘汰”出局。

“他们（政府）说，现在有新政策，集体财产不可分割，他们就掠夺了，表面上他们给我们按员工待遇，但是到了1992年，所有待遇全撤了，资产、企业也全部归政府。我们成了退养人，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费、没有住房公积金，只给一点社会生活费。”
说到此，她声音略显激动，“跟政府说的，跟国务院说的，跟新闻说的，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两个世界。”她形容道，“上边（党）说的生活是‘天堂’，我们生活的是‘地狱’。国家设的信访（办）都是假的，假装登个记，之后就没下文了。”

高玉清说，她曾因财产尽失而被迫上访，可没想到不但问题未解，同堂四代都接连受到中共政府的迫害。 “（中共建政）那个时候不是斗地主、分田地、打倒资本家、公私合营嘛，我成分不好，地主家庭，家里地被抢光了，从小就是（挨批斗）过来的。”好不容易熬到而立之年，本想创业为子孙谋福，却未曾想再遭迫害。

她进一步说，“我曾经四处上访讨说法，结果家里孩子都受影响，他们（警察）说什么？拿她孙子整教（劳教）3年，她就出不来（不上访）了。”高玉清说着说着仿佛开始擦起眼泪，她在电话另一头说，“谁能救救我们啊？电视说的好听着呢。换一个领导说的好听，再换一个领导，说的还是很好听。”可是真真切切能为民做事的官员，几乎没有。

“像我这个年纪一起创业的朋友，有气死的，有病死的，还有被（警方）恐吓不敢出来的。因为他们（警察）说，如果你再上访，就让你孩子下岗。”她无奈表示，“不是我破坏我的家庭，迫害我的孩子，”而是共产党体制下的那些贪官污吏。

说到2019年是否对中国政府有什么期望，她坦言，人到暮年对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没有憧憬，也不抱希望。

打工族：找个女朋友 家人温饱无忧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生活过得好，家人温饱无忧。”2019年将至，贵州省打工族付树江分享了他的大陆生活。

“我们工资不高，还欠着几万块钱的债，房子还是老屋钢架，想要装修，厕所装了一半，年迈的父亲就生病了，我只好出来打工，”他笑说，“还能有什么奢望？最大的愿望就是家人温饱问题解决，找个女朋友。”
对于外界谈论的中国民主、社会法治，付树江表示，“说什么法治、人权、民主，对于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来说，简直就是可望不可及。”

他坦言，“其实我也看到西方国家社会，包括台湾，他们的社会待遇很好，他们和我中国大陆不同，体制不一样，思想不同，没办法比。”

付树江婉转表示，“老百姓没办法谈那些（国家）问题。他们可能想改变，但是下边利益集团太庞大，小民小智慧，国家的事情我们就不要谈了。”

律师：睁眼见阳光就是满足

“我们现在说话，我的电话就是被监听的，而且是时时监听。”谈到政府倾尽国力、建设网际工程监控市民，辽宁省律师李约重压之下无惧色。

他说，“我们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我们维护的是正当权益。”在任何国家都要遵守社会规则，但同时，政府或掌管强权的人，也应该约束自己，“但我们政府不是这样。”

他举例说，“像前段时间，谢燕益（律师）听证会的时候，我穿着印有“维权联盟”的广告衫，他们就说‘你为什么要维权？维权是做什么？ ’我说，‘维权就是维护你正当的权益，你连维权都不懂，还在司法局工作？ ’就因为这句话，他们把我扣在派出所，将近18个小时。 ”

李约口中所言谢燕益，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因仗义执言，屡遭中共打压。他曾代理多起宗教迫害案、强拆案及政治良心犯案等，曾在“709事件”中被当局非法羁押553日，11月他的律师执业证也被当局注销。

李约还说起另一桩案件。 “前几天，一个战友（访民）因为用了他姐姐的身分证买票坐车，遭到公安抓捕，并且拘留了10天，然后行政诉讼。”李约指出这个案件有疑点，“案件怎么来的？他不是铁路警察。案件中的地方派出所警员在法庭上也说，‘我们是对他进行重点监控’。”

可这种行为在正常国家是违法的。李约质疑，“他犯了什么法？你要对他重点监控？”

中共除打压弱势群体、异议人士、信仰团体等，对于律师界人士也是蛮横无理。

“去年十九大，我因为为村民维权被他们关了6个月，说我妨碍公务。”李约回忆着说，“证据是什么呢？警察当庭说我殴打她了，可是荒唐的是，她去上医院做鉴定验伤的时间，竟然和她给别人做笔录时间是同一时间。”

李约语带嘲讽道，“她不能穿越吧？同一时间能做两件事情吗？然后，她在法庭说什么？说她们公安医院的（钟）表和我们的（钟）表不一样。”

“像这种荒唐的事情太多了，”他透露，大陆有位中级法院厅长曾说，“在中国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中共）做不到。”

谈到新年心愿，李约语气却显得更加沉重，他说，“每年因为疾病死了很多人，上访也好，维权也好，这条路，大家都觉得很痛苦、很心酸，可能大家希望早一点把这些问题解决，可以安居乐业。”

“我呢，这么多年也做了不少公益，包括大陆蒲公英、环保、捐助贫困学子等等。”他感慨表示，以前纯粹为百姓维权，现在变成即为百姓维权，也要为自己讨公道，可是这条路并不简单。

他突然话锋一转，说“我确确实实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能看到阳光，我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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