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岁的曹伯自称是《大纪元》的忠实读者，他强调自己年纪大还是要上街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他自己在1962年“大逃亡”时逃到香港，就是为了离开共产党，假若修订通过了，就没有自由了。“现在到最后一步，如果再不出来，我一点也不害怕，都80几岁了，但关乎后代的胜负。”他相信中共接连推出恶法是因为已经无路可走了，“共产党老虎已经死了，苏联已经变了俄罗斯，还有什么需要说，不需要说的。我读小学六年级，在共产党刚刚1949年的时间，从头到尾所有运动我都看过，不过最后一个，文化大革命我已经逃出来了，幸好有命出来。”
曹伯。（蔡雯文／大纪元）
唐女士带着10岁的孙子上街，她说：“几十年来都越来越觉得香港变了，因为我六四的时候都已经感觉到不好的了，现在越来越坏。”她批评中共是权霸，“欺负我们香港人。”
唐女士带着10岁的孙子上街。（蔡雯文／大纪元）
已退休的曾先生拄着两个枴杖上街，旁边市民也为他加油，“尽市民责任了……有用无用都要的了，因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他直言修例影响每位港人，“因为大陆随时因为某一个原因，就罗织一些罪行，表面上好似成立的，然后押你上去，所谓的合法的那些手段去捉你，他不喜欢的人都可以。无论商界和我们这些社运人士都是的了。”
曾先生撑着两个枴杖上街。（蔡雯文／大纪元）
梁同学：中共无法欺骗港人
梁同学。（蔡雯文／大纪元）
中五学生梁同学认为作为学生有责任出声。“我们之后都会带着香港，轮到我们做的嘛，我们绝对有这个责任去维持香港的自由。现在这样的‘送中’条例，是令到我们自己根本上是将枪交给别人，指着我们的太阳穴……变成我们全部人的痛脚都给人抓住，没有一个香港人可以脱离这个恐惧。”
他认为中共恐惧港人是因为港人资讯太发达，中共无法欺骗。“我们自己是受过教育的，我们知道自由、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大陆那些全部都是由小教到大的，全部都是经过洗脑教育教出来的，当然没有人会出声。”又说：“他们的政权根本来得不义，所以由头到尾那么多年都那么怕。最怕就是人民站出来，如果不是六四都不用开坦克车了。”
梁先生：林郑将港人置于危地
梁先生。（梁珍／大纪元）
60岁的梁先生批发界出身，他以“吞并”形容中共与香港的关系，“它吞并了香港的主权，但是关于治权方面，它承诺是自治的，但是也是做了手脚的，因为它用了高度自治。因为高度这个词是很含糊的”。他认为目前港府只是傀儡政府，若非中共授意，林郑并无胆量提出《逃犯条例》修订，“因为她的这个举动，用我们南方人的说法来讲是‘犯众憎’。她应该是将全香港的人，不分男女、不分左右派别，总之就是将所有人的都至于危地。”
今年60岁的梁先生提及自己曾受共产党折磨，致使曾经的人生十分坎坷，而自己对中共的本质亦有深刻了解，“共产党的本质就两点，一个就是暴力、一个就是谎言。它这两样本质就注定了它是邪恶的。”
梁先生又强调，港人理应出来抗争，因香港一直都是一个过客文化，很多人都是逃难，为了逃避暴政而来到香港，有人会选择离开，但今天的香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走。他担心中共继续渗透本地社会，倘若港人不出来抗争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我们不抗争，将来就是现在大陆的新疆集中营等着我们，所以是轮不到我们怕的。”
为后代家长携子女抗恶法
叶先生和太太带着2名年幼子女参加游行。（宋碧龙／大纪元）
担任社工的叶先生和太太带着2名年幼子女参加游行。游行人多很挤，叶先生一家走到湾仔地铁站时，已花了两个多小时，两个孩子都略有些疲态，4岁的哥哥更和2岁的妹妹同挤在一辆婴儿车上，由父母推着前行。叶先生强调为反对引渡恶法，再辛苦也要来，已准备了伞和食物以备不时之需。“我觉得这是一条恶法，其实大家都对大陆还没有信心，它在短时间内没有咨询就要强行通过一条恶法。”
他接着说将来子女在香港生活，希望社会安稳、有很独立、很好的司法制度，但现时一国两制完全变成了一国一制，担心孩子在香港长大到底会不会安稳，生活是否有信心。他坦言现在的政府越来越“恶”，但无论怎样都要走出来，“该做的还是要做”。
另一名社工邱小姐怀抱16个月的女儿游行。她说，“逃犯条例对于香港法制的破坏更胜23条，所以我也担心香港的将来，也会担心下一代的未来。”她坦言如果引渡恶法通过，将来也会考虑移民或者做其它打算，又指现在中共政府对于香港的管治也是严厉了很多，所以不论结果如何，也会走出来。
邱小姐怀抱16个月的女儿游行。（宋碧龙／大纪元）
10岁的庄小朋友和9岁弟弟，在母亲带领下参加游行，并自制展板，写上“贪腐最强、冤狱大国”、“处处被监控、人人皆逃犯”以及“去年洗头艇、明年莫须有”等字眼。庄小朋友说，今次已是第5次上街反对不民主的条例，今次则是“担心中国（共）冤枉人。”
10岁的庄小朋友和9岁弟弟，在母亲带领下参加游行，并自制展板。（宋碧龙／大纪元）
朱凯廸：林郑李家超要问责下台立法会议员朱凯廸表示，修订《逃犯条例》与23条影响一样。“所以很多商界、新闻界不同的行业、外国政府也都是好似2003年那样，那么大规模的那样出声，现在你看到形势其实很似的。”又指“送中”条例伤了香港人重要的基础，不可以通过，“所以现在这个斗争，一是它死，一是香港人死，我们香港人没有理由要自己死的。”又强调林郑身为特首，是香港人的领袖，理应捍卫港人的权益，不应将港人引渡到大陆审讯，但她将香港的政治前途都赌在修例上，犯了一个没有办法饶恕的政治错误。形容林郑“自掘坟墓”，她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都要负政治责任下台。
李安然：中共为保政权箝制港人自由
李安然。（蔡雯文／大纪元）
法政汇思召集人为李安然认为，这么多人上街反映问题很严重。“大家真的‘顶唔顺’，就算可能觉得对香港很失望了，但今次一定都要走出来。”他直言中共为了保政权近年来一直箝制港人的自由，他相信越多人上街是有用的。“能够持续发酵这件事，就可以令到更加多的国际社会成员都去发声，自然就给到更加大压力给香港政府的。所以我认为游行是有用的。”
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强调上街不仅是为了IT界，而是恶法影响所有港人。“是对整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对每一个香港人都有影响，将大陆的法例拿来香港实施。这个是我们整个一国两制没有了。所以我想今日你见到那么多人出来，其实大家开始明白了，开始紧张了。”他认为接下来就要看林郑是听民意还是为北京做事。
刘细良批借机融合中港司法制度
刘细良。（宋碧龙／大纪元）
资深时事评论员刘细良认为，凶杀案只是政府强推恶法的借口，实际上和凶杀案是无关的，只不过借此来将中港司法制度融合，目的是为了“符合中共的要求，执行中国的任务。”他分析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将匿藏香港的中共贪官、富豪以及外逃的人士抓回大陆，另外则是“将香港的人过去对自己一个独立的个人身份认同，一个独特的国际地位取消，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对于能否再现2003年港人成功反对23条恶法的壮举，他回应对香港有信心，“因为我相信香港人”，又相信未来反对浪潮会越来越多。
钟剑华：港府手段卑劣
钟剑华。（宋碧龙／大纪元）
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剑华批评，早在1980年代讨论香港前途问题时，都是说不会和同北京有任何交换逃犯的协议，“当时不是法律漏洞，是一个屏障。”现时政府借台湾的凶杀案达到政治目的的作法很卑劣。钟剑华担忧，如果条例通过，在北京政府要求下，港府没有任何力量去抵挡北京的要求，一旦打破障碍，后果将不堪设想。“香港的言论空间、自由，一些所谓反对派，一些争取民主的声音，就更加没有空间。”(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4/29/n1122056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