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波折,美国谷歌针对中国大陆开发的名为“蜻蜓”(Dragonfly)的审查版搜寻引擎,引发外界和内部强烈反弹后,据报已胎死腹中。
去年,传出谷歌从2017年春天开始研发“蜻蜓”计划,这一针对中国市场的搜索引擎可以屏蔽诸如“人权”“学生抗议”等敏感词,并允许中共追踪进行此类敏感词搜索的用户。旋即引发强烈反弹。
Google首席执行官桑达‧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去年10月首度公开承认,公司正为中国市场打造一款搜寻应用程式,但指计划尚在初步阶段。
4月30日,Google母公司Alphabet在一份监管文件中表示,目前Google内部已没有任何员工从事构建中国版的搜寻引擎。证实这项引起争议的计划已胎死腹中。
Google在申报文件中表示,“虽然Google在了解这个市场和用户需求上,已获得进展,但仍有许多不明之处,目前没有任何计划在中国推出搜寻引擎。”“这项计划目前并没有任何作业正在执行,团队成员也已移至新的计划”。
据悉,这项声明出自于Google对一项股东提案的回应。
彭斯直接打电话要求终止
“蜻蜓”计划去年一经曝光就引发公司内外,以及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去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重要演说时,严厉批评中共盗窃美国技术,同时敦促Google停止帮助中共审查互联网。
彭斯表示,“谷歌(Google)应该立即终止研发‘蜻蜓’搜寻应用程式,因为它会加强中共在互联网方面的审查,牺牲中国民众的私隐。”
谷歌前工程师杰克‧波尔森(JACK POULSON)近日在《纽约时报》发文透露,副总统迈克·彭斯曾直接打电话(给谷歌)要求终止该项目,美国国会还对谷歌高管做了两次聆讯。
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今年3月会见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讨论了“政治公平”以及谷歌在中国的业务等议题。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Joseph Dunford)3月14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谷歌在中国所做的工作间接地使中国(共)军事受益。”
此外,超过60个人权组织和22个美国国会议员写信给谷歌,批评该项目。
谷歌内部反抗声浪猛烈
与此同时,蜻蜓项目遭遇的另一大挫折是来自谷歌的隐私团队对管理层的集体抗议和辞职。
去年11月27日,谷歌逾百名工程师、设计师及管理人员联署公开信,要求管理层停止为中国用户研发审查版搜索引擎的“蜻蜓计划”(Project Dragonfly),一天内联署人数突破200人。
公开信提到,反对“蜻蜓”的举动不是针对中国,而是反对用科技技术协助掌权者打压弱势,无论地点在哪;中国的“蜻蜓”将在动荡的政治时刻设下危险先例,让Google更难拒绝在其它国家作出类似让步。
联署员工表示,他们不再相信Google是“愿将价值置于利益之上的公司”,从今年一连串“令人失望事件”即可看出端倪,包括袒护性骚扰的主管还给付大笔离职金。
杰克‧波尔森在《纽约时报》的撰文中表示,他曾手握辞职信进行了一个月的内部争论,要求公司澄清它在蜻蜓项目上的道德底线。
波尔森说,“科技公司可以只构建工具、编写算法和收集数据,而无需考虑谁在使用这项技术及其目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列举了十年前,11名法轮功学员的代表将思科(Cisco Systems)告上联邦法院的例子,因为这家公司为中共打造了一个专门打击该组织的监控和“强制转化”用户信息管理系统。
文章称,虽然法庭承认思科开发了“专门为发现、跟踪和打压法轮功而定制和设计的个性化功能”,但早期的一些裁决对原告不利。此案仍在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审理中。
文章称,思科逃脱惩罚,为美国企业树立了一个先例,即可以给外国政府打造用于政治迫害的人工智慧产品。
事实上,Google当年因为担忧政府审查,才决定退出中国市场,但如今却打算顺应中共的要求,因此在舆论场激发强烈争议。
“通往中国的老路”不通
今年3月,《中国数字时代》全文翻译发表了曾配合中国网络审查的前谷歌工程师布兰登‧唐尼(Brandon Downey)的公开信 《通往中国的老路》(An old Approach to China),这篇文章写于2018年8月,详细阐述了反对谷歌重返中国的“蜻蜓计划”的理由。
文章表示称,谷歌的“蜻蜓计划”会做中国(中共)想要的。他们会启动一个能在中国存活的搜索引擎,会为了与中共的愿望一致而进行自我审查。他们还将启动一个类似谷歌新闻的手机app,只不过他们会忠实地删去任何会惹恼中共的文章。
有人会说“你看,中国已经在审查互联网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至少为人们提供一些我们能提供的信息呢?有总比没有强吧?”。对此唐尼的回答是:“无论你怎么看这个理由,你都应该知道这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谷歌曾经试过这样做了,并且以灾难告终。”
文章说:谷歌2006年首次进入中国市场的说辞是:1. 我们将自我审查,这样中共就不会封锁我们;2. 因为谷歌没有人愿意做威权政府的审查员,我们的“合资公司”会做这个“预审”工作。
作者表示,自己当时就对此抱有深切怀疑,但后来听了CEO埃里克·施密特的推介说:“这确实是一个很糟的情况,但我们相信,给人们提供一些信息比什么都没有强。我们的审查将会是极少的;我们会做最低限度的审查,来让所谓“中国长城防火墙”这个粗糙而自动化的审查系统注意不到我们。”
“这个论述的最后一步是,如果我们给人们一些信息,他们就必定会想要更多,因为技术进步的上升曲线会不可动摇地让人们想要靠近西方的、自由派的民主。”
作者说,“写下这些字让我觉得难为情,因为当时我相信了。”进入中国后,他们检测到来自中共的,对谷歌基础设备的高度精密和有针对性的攻击,攻击造成谷歌的知识产权被盗。袭击者的首要目标是进入中国人权活动者的Gmail邮箱。
不只是谷歌,至少20家不同行业的外国大公司都受到了类似的攻击。
作者反思自己:“我想说我对参与这件事感到抱歉。我不知道这为强化中共审查机器的政治支持贡献了多少,但这是错误的。它除了对我和我的职业生涯有好处以外,什么用都没有,也就是说它符合不道德行为的经典定义:我有所收获,而同时这让别人的生活变得更糟糕。”
文章最后总结:“谷歌最低限度审查的搜索引擎并没有让中国变得更自由。他们的社会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自由,相反,他们的行为升级了。”“谷歌在中国的自我审查并没有把事情变得更好,实际上,技术反而促使了对异见的压迫。”
“技术能为我们提供伟大的、强有力的工具,但不幸的是,认为它能无可避免地解决人类治理和社会秩序中那些难题是白日做梦。科技不是能够代替公民学本分的魔法精灵;在多数情况下,它也没有什么魔力。但科技是一个工具——是做一件事的助力器。而就像任何工具一样,它可以被使用,也可以被滥用。”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5/2/n1122946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