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民党这个被称为广义“一党制”下的政党，为何能出色地将日本引向现代化的正确轨道？为什么如此强势的政党没有必然发生世界史中屡见不鲜的独裁与腐败？在国民眼中，政党乃至政治家又无非是他们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工具若可用，就继续使用；若不可用，就换一个。日本自民党的成功，日本的现代化与政党的关系，何不做如是理解？

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由于其令人惊异的表现，总是不断引发人们知性的好奇：日本为何如此成功？为说明日本现代化的殊异表现，迄今为止学者们细致地寻找了各种变数——各种日本特殊的或者说有日本特色的要素。二战后的日本自民党（自由民主党），就被认为是这样一种要素，并成为经典案例：从1955年成立到2009年9月大选败北，除了一个极其短暂的期间外，自民党一直单独执政或在联合政权中居主导地位。这种政党制度被认为有助于日本的现代化。然而，由于描述变数关系的现代化函数自身没有得到恰当的理解，单独分析这些要素，无异于幼童辩斗日之远近。

那么，如何理解日本的政党制度，自民党的本质究竟何在？我们需要把问题掰开来看——自民党这个被称为广义“一党制”下的政党，为何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出色地将日本引向现代化的正确轨道？或者，缩小我们的观察视野而去询问：该党为何能做到超过半个世纪的长期执政？再或者，为什么如此强势的政党没有必然发生令正直人士厌恶的堕落，比如世界史中屡见不鲜的独裁与腐败？要寻找可能的答案乃至教益，我们要求助于历史。

1955年11月，日本民主党与自由党这两大保守主义政党合并，成立自民党，史称“保守合同”。该党势力庞大，政治学者北冈伸一在其著作《自民党》中打比方说，它相当于“二战前处于鼎盛时期的政友会、贵族院、枢密院、陆军与海军全部加在一起的力量”。尽管如此，这个力量却未走向专政，遑论暴政，最终在指导日本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完全的释放。

关于自民党长期执政，北冈指出了三点要因：（1）国际上的冷战体制；（2）国内的中选举区制度；（3）党内的派阀（派系）体制。作者指出，如果没有战后日本左翼政党的强势存在，两个保守主义政党不会有特别的动机进行联合。同样，如果日本采用有利于两党制形成的“小选举区制”（各政党在每一个选举区内只能推荐一位代表），那么自民党或者因巨大化而分裂，或者迫使左翼的日本社会党采取更为务实的策略，以成为具有竞争能力、执政能力的政党。如果说这两个要素成为有利于自民党执政的制度条件，那么党内派阀间的竞争体制，则成为自民党活力的源泉。有了活力，党就不会僵化，就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

不过，重读日本自民党的历史，让人感慨万千的，既非特定制度令人意外的结果，亦非自民党内部派系为夺得最高权力而进行的竞争乃至斗争，而是一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演义，主角正是自民党的那些政治家。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自民党（包括其前身）政治家在战败、被占领的混乱局面中，力挽狂澜，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全面开花——讲和条约、经济发展、美日同盟、冲绳归还，等等，这些成就让人刮目相看。这些奠定日本今日格局的政治成果，在建党不到三十年内便已达成。更让人惊讶的是，自民党政治家几乎是踏着时代鼓点取得上述业绩的。这只是制度的功效吗？非也。徒法不能以自行，苟无其人，制度只是懦弱者的枴杖，而非进取者之利器。在这个意义上，自民党的历届总裁，可以说英雄榜上悉数有名：鸠山一郎、石桥湛三、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那么，这些最终执掌国柄的人物是怎样炼成的？自民党的派阀竞争体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释。

在旁观者看来，更重要的是，这种党内派系之争并未牺牲国家与国民的利益。更进一步说，国家与国民的利益正是在派阀体制的运作中不断得到揭示、确定与实现的；现代化的各种业绩就是这种利益得到实现的直观表达。

首先登上党史舞台的是鸠山一郎，他于1945年末创建了自由党。该党虽在翌年的大选中获胜，但鸠山却被盟军司令部以战争责任名义“开除公职”。此后数年间，接替他出任党首的吉田茂左右了日本政坛。随着1952年8月鸠山复归政坛，派系之争立刻爆发。据说两者曾有约定，鸠山复出后，吉田将交出党的领导权。但已然执政数年的吉田，此时已不肯放手。此后两年间，吉田－鸠山两派围绕宪法改正、重新军备、小选举区、经济政策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攻防。1954年12月，鸠山最终胜出。这种竞争导致了保守主义政党势力衰弱，而左翼社会党则势力大增，俨然有夺取政权之势。对应这种局面，鸠山合纵连横，完成了历史性的“保守合同”。

如果说吉田的政策是占据美国反共势力的一角，那么反吉田的鸠山则是通过推动日本与苏联外交关系的正常化，确立了自己的路线。吉田通过“美国一边倒”政策，顺利实现了日本的自立；而鸠山的对抗路线则使得日本重归中间道路。

1956年12月鸠山下台，原民主党的岸信介派与原自由党的各派阀展开竞争。自由党各派联手，最终将岸挤兑出局，石桥湛三政权诞生。作为施政目标，石桥打出了“对美自立”、“福利国家”等课题。然而，由于感冒引发肺炎，石桥于翌年2月毅然辞去了首相职位。

石桥意外病倒，岸信介顺理成章地成为首相。岸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其后进入当时的农商务省（通产省前身），成为一名技术官僚。这种经历为他出任首相后，在制定经济政策（比如制定中小企业育成法、国民年金法等）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外交上，他介于吉田与鸠山之间，采取对美国不即不离的方针。通过讴歌“自主”、“对等”的观念，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成为他最大的业绩。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在今日依旧有效，足可证其政治智慧。围绕条约内容，日本各界产生了激烈对立，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史称“安保斗争”。岸在宪政框架内，以强硬手段通过条约后，功成身退，于1960年7月辞职。

在接下来的第四任总裁选举中，池田勇人在各派竞争中胜出。池田早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后进入大藏省；期间因染病，有过惨淡的生活经历。或许源于这种经历，池田的政策集中在经济上，尤其以贯彻“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闻名。池田当政时，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五年。他敏锐地发现并满足了国民的期待：分享经济发展的实际好处。外交上，池田延续了对美协调的既定政策。1964年8月，喉部发生疾患后，他对国民深鞠一躬，辞去了相位。

总裁竞争再开，这次胜出的是佐藤荣作。此后若干年，佐藤稳稳地将日本这艘经济高速腾飞的战舰操控在手中。不过，由于长期执政带来的懈怠，党内与政府内出现了滥用职权的现象，这遭到了媒体与在野党的猛烈抨击。1966年9月，在他进行国内视察、参观小学校舍与养老院等设施时，遭到记者当场呛声：“只看这些一流设施，你怎么能知道实际情况！”《朝日新闻》也发表了苛评：首相过来跟我们说几句话，就认为我们会高兴，“国民可不是那种老好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们为政者给我老实点儿。

由于经济持续发展，佐藤勇往直前，给自己提出了新的政治课题，那就是“冲绳返还”。国家利益得到了与时俱进的界定与追求。佐藤制定的返还政策是“无核武器、与本土地位等同”，并以内阁前途为赌注，放手一搏。显然，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能展现这种智慧与魄力。1972年5月，冲绳的行政权从美国转移到日本。佐藤大功告成，不久即宣布辞去首相职位。

在同年的第六任总裁选举中，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同时登场。经过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竞争，田中胜出。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佐藤为收回冲绳，要避免刺激美国参议院中的亲台湾派议员，所以他谋定后动，故意在联合国大会上展开阻挠红色中国恢复资格的行动。中美秘密交涉曝光后，他交出了政权。田中政权开门红，完成了这项任务。

与前几任首相不同，田中小学一毕业就进京谋生，从事土建行业。他充分发挥了天赋之才，很快聚集了财富。1947年，他竞选议员成功。田中异乎寻常地发挥了法律的作用。据统计，在担任议员期间，他首倡并成功通过的法案，达八十余件，远远高于同侪。另外，在国土开发、保障性住宅建设、道路建设等事关民生的政策领域，他也发挥了杰出的才能。他以“决断与施行”的能力赢得赞誉，又以反面的“独断与暴走”遭受批评。1974年11月，周刊《文艺春秋》刊载了一篇题为“田中角荣研究”的论文，揭发了他运用各种违法手段获取资产的过程。在各界的强烈批判下，田中不得不很快交出政权。在近乎有洁癖的日本政界，权力的使用若超过某一道无形的线，即用于营私舞弊，这对于任何政治家来说，都无异于自杀行为。

自民党内的派阀斗争再次炽热化。由于这次党自身面临危机，为防止党内过度斗争引发国民的质疑，主要对立的福田派与大平派达成和解，共同推举中间派的三木武夫出任首相。显然，这是对自民党损害最小的合理行为。三木在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反对”政策：反对权力滥用、反对大企业专横跋扈、反对盲目追随美国，等等，这成为他的特征。其实，由于没有经过竞争的洗礼，三木政权注定是弱势的，从而也无法有所积极的行动。翌年7月，田中角荣因受贿嫌疑被捕入狱，自民党政权进入危机时刻。经过一番党内激烈的讨价还价，同年底三木交出政权；多年来被视为首相候补的福田赳夫，终于如愿以偿。

据说，在这次党总裁竞选中，福田与竞争对手大平正芳订立了密约，即大平此次支持福田，两年后福田派投桃报李，支持大平。在接下来的执政期间，福田政绩不俗。于是在1978年末的总裁选举中，他决意再次出马。这让一直等着“禅让”的大平恼羞成怒。两派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大平胜出。

大平被视为日本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知性派。在政权成立之初，他的一番谈话让人耳目一新：“我将坦率地向国民呼吁，什么是政治可以做得到的，什么是政治做不到的，以及什么是政治不应该做的。因此，我决定将最大限度地尊重国民自由的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据说，大平视“兴一利不如除一害”这句中国元朝政治家耶律楚材的说法为座右铭。“千古之下，自有定论”，耶律楚材当年对政治的洞见，竟在海外找到了知音与明证。这也不足为奇。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这正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治家的底色。单是这一传统，这一底色，就足以让人心存敬意，心生感慨，甚至让人嗟呀一番。

日本战后最初的数十年，可谓是自民党政治家的英雄主义时代。或曰：这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诚然如此，但这些条件又何尝不是这些富有激情、责任感与眼光的政治家创造出来的呢？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这些政治家终于理解了民主主义，理解了自由，更理解了人性。正是这种对政治、对人性的理解与尊重，才有了日本战后异彩纷呈的现代化建设。

显然，派阀体制能有效发挥作用，与获取选票这一现代政党的工具本质密切相关。在日本内阁制民主制下，自民党政治家要问鼎首相宝座，必须经历国会选举与党内总裁选举的双重考验。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真正的政治家得以造就，得以脱颖而出。

在这些政治家看来，自民党（及其派阀）无非是一种工具，仅为获取最高权力而存在。这个工具是为政治而生的人的工具，而非靠政治渔利者的工具。二者境界迥异，形同霄壤。为了取得政权，政治家必须谦恭、诚实地回应国民的要求。正因如此，在国民眼中，政党乃至政治家又无非是他们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对于这一工具的看法，无须任何的指手画脚：工具若可用，就继续使用；若不可用，就换一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日本自民党的成功，日本的现代化与政党的关系，何不做如是理解？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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