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不了解北京的人往往望文生义，以为“新发地”就是“新一轮中共病毒的发源地”。其实，新发地是一个地名，全名叫“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地。而新发地的前身原本叫“新坟地”。因此，这次北京第二波疫情爆发后，不少人觉的这个名字不吉利、乃为凶兆，建议改成“新弃疾”、“幸福地”、“霍去病”，以及“冠生园”和“终结地”等名称。当然，也有民间高人指出，以前从新坟地改成新发地，现在又从新发地变成新坟地。可谓苍天有眼，世道轮回，实至名归！

一、看坟人小村落发展成街头大市场

“新坟地”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之际，明朝末年因崇祯皇帝迫害、活剐兵家大道的修行者、名将袁崇焕导致天灭大明的大瘟疫，接着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曾经的京城开始进入朝代更替的混乱和动荡时期。

这期间，作为之前皇家狩猎场的海子墙（现在海子公园一带）无人管理，当时便有一些在京城郊外居住的看坟人在该墙的东侧故址土坡上自行建立住房。由于这里离坟地和看坟人的居住地不算太远，“新坟地”一词便应劫而生。

当年明清皇城之外，到处都有埋葬死人的地方，什么公主坟、八王坟，还有安葬去世太监的中关村。一个个打上时代烙印的北京老地名就这样一直沿用至今。

位居北京西南方向的新坟地，这个地名也延续了将近300年。直到1958年中共发动“大跃进”，坟地被夷平，大量闲置土地被开辟为新的农田，而旧名称“新坟地”也推陈出新，顺势改名为“新发地”，寓意“新的发家致富之地”。

为了解决“淡季蔬菜荒”、“吃菜难”的问题，中共北京市政府在1985年5月10日出台了放开肉、蛋、水产、蔬菜五种农副产品价格，以及打开城门欢迎各地蔬菜进京的两项举措，正式开放蔬菜市场，外地蔬菜不再需要进京证明送菜进京。在此之前，北京蔬菜实行统购包销，基本不允许外地供给，只能卖本地菜。

对于已有一千多年蔬菜种植历史、明清时期作为皇家菜蔬供应地的丰台来说，这项新的放弃对农民管控的政策开启了蔬菜的民间交易市场。

从此，丰台区新发地村的菜农在今天的黄陈路和南苑西路的十字路口，自发摆摊，踏上了自产自销的地摊经济之路。

1988年，中共农业部正式提出“菜篮子工程”。这一年1月21日，在南四环马家楼桥南1.2公里处、京开高速公路（106国道）新发地北桥西侧，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正式注册成立。

2002年、2003年前后，新发地迎来了一次飞速扩张。当时，北京正在积极准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些原本在市区批发市场的商户陆续搬迁到了新发地。从2008年开始，新发地在北京城区建便民菜店，并提供蔬菜直通车业务，辐射京城上千个小区。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片小小的农贸市场，会成为日后北京的菜篮子、果盘子，更不会想到日后还会成为京城新一波新冠疫情的爆发地。冥冥之中似乎上天对世间的一切早就作了有序的安排。

二、全北京最早醒来的地方

经过32年的发展，新发地市场占地面积从最初15亩，扩大到如今的1,680亩，比占地1,500亩的故宫还要大上一圈；其交易量亦从最初的还不到每年10万吨，攀升至2019年的1,749万吨，相比过去增加了175倍，成为中国农产品大流通的超级绿色航母。

该市场现拥有管理人员1,500名，固定摊位2,000个左右、定点客户4,000多家，日吞吐蔬菜1.6万吨、果品1.6万吨、生猪3,000多头、羊1,500多只、牛150多头、水产1,800多吨。每天进出车辆达3,000余台次，日均客流量达到5万人次。承担着首都2,300万人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任务。

2019年，新发地批发市场交易额达1,319亿元人民币。其中，市场过亿以上的商户有32家，过千万的1,000多家。在全国4,600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中，新发地市场交易量、交易额已连续十七年双居全国第一。并形成了以蔬菜、果品批发为龙头，肉类、粮油、水产、调料等十大类农副产品综合批发交易的格局。

据说北京人喜欢逛早市，如今在市区已经很少有了，但在新发地市场，每天天还没亮，就开始热闹起来，可以说是北京最早醒来的地方。除了大量批发商，很多北京大爷大妈也往往赶在太阳出来前，去早市抢购刚运来的、物美价廉的新鲜蔬菜和鱼肉等。

新发地不仅是整个亚洲最大的农贸市场，还是世界第三大农贸市场，它在包括泰国、澳大利亚、智利等八个海外国家拥有种植/育种基地。新发地的农产品还出口到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因此，BBC在纪录片《中国春节》中把它誉为“北京饮食文化的灵魂”的地方。

新发地对于北京有多重要？从当年非典时期的一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2003年4月，北京的非典疫情使农产品价格狂涨，每公斤1元钱的萝卜涨到了16元。当时，临危受命的代市长王岐山，亲自匆匆赶往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视察。可以说，稳住新发地，就保住了北京的菜篮子。

即使在非典期间都始终保持正常运转，甚至在此轮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最严峻的时候，都没有停业休市的新发地。但在中共当局公开宣布“中国人民取得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之后却被迫关闭，足以见证这波卷土重来的瘟疫之严重性。

三、为何北京成为第二波疫情的源头？

人们常说：劫难无情，瘟疫有眼。看一看武汉肺炎在海内外的蔓延趋势，就不难发现，这次瘟疫很明显是冲着共产党而来的。

《黄帝内经》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疾病是否发生、是否恶化，关键取决于人体内的正气。一个人的体内正气充沛，则疾病的淫邪之气就上不了身，反之亦然。一个国家也和一个人类似，人体是由很多细胞组成的，国家的肌体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就好像组成国家的细胞一样；如果相当一部分人积累了足够的邪气，这个国家就会染病。

众所周知，古罗马帝国因迫害基督徒，先后遭遇四次可怕的大瘟疫，仅在第一次瘟疫中，古罗马帝国的人口就减少了三分之一，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死亡。

中共70年暴政，从整风运动到土地改革，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从八九年屠杀大学生到九九年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中共杀害了至少八千万中国人。比病毒还要毒的中共早已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贵州平塘县一块巨石上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就是天意在人间的显现。提醒那些凡是与中共为舞，助共为虐的人，如果不及时退出中共的各种邪恶组织，彻底清除体内被中共邪灵附体的毒素，就必将沦为其陪葬品，历史的悲剧就将再次重演。

尽管香港每天有近10万的大陆人入境，而且港府一直不全面封关，但香港本地人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中，因为一直锲而不舍，持续不断抵制中共而保护了自己的平安。

2020年1月的台湾大选，台湾人民用选票向中共说不，彻底拒绝了中共。虽然与大陆经贸往来异常频繁，但台湾的确诊人数一直相对较低，使得台湾一举成为全世界抗击瘟疫的典范。

再反观中国大陆，瘟疫为什么从武汉开始，而不从其它地方爆发呢？

因为早在1999年6月初，中共江泽民集团就暗中指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派人赴长春拍摄了一部长达六个小时的恶意栽赃法轮功的电视片，并从99年7月22日起在全国滚动式播出，并强迫全体中国人观看，用信口雌黄的谎言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这部凭空捏造、将法轮功妖魔化的电视宣传片从武汉传出，毒害了全国和全世界，使无数世人对“真、善、忍”普世价值无端敌视。可想而知，它给武汉和武汉人民增添了多大的罪业？

无独有偶，武汉同济医院还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国际上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的发源地。

有道是，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北京是中共的首都，中共暴政所有最高决策和指挥机关都集中在这里，中共所有罪恶指令和谎言也都从这里发出。这次北京第二波疫情所有新增病例几乎都与“新发地”这个如今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曾经埋葬过死人的坟地有关，也绝非偶然和巧合。

实际上，“新发地”是中共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揭示了中共历史发展的宿命。当前的这一切已经明确的告诉人们，中共这个靠“经济全球化”崛起的暴发户，在经过三十多年的虚假繁荣之后，已经正式开始走入历史的坟墓。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谓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逃过了武汉，却防不住北京！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6/19/n1219677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