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个F”到“四个G”的过渡

有些国家的制度从自由开放转变为封闭和缺乏自由，如果这种制度的转变是和平的，那么通常都是因为这个国家逐渐改变了它的价值观。他们抛弃了我称之为“四个F”的价值观，而接受了“四个G”的信仰系统。

这四个F是自由 (Freedom)，家庭 (Family)，自由企业 (Free enterprise)，和宗教信仰 (Faith)。它们是一个自由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石。

四个G是指政府 (Government)，族群 (Group)，国家拨款和税收 (Grants and grab)，以及不相信神 (Godlessness)。它们是非自由社会的基础，也是西方民主逐渐从自由开放走向封闭和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元素。

当一个国家抛弃四个F而开始接受四个G的时候，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政府管制取代了自由，政治性的族群定义取代了自然形成的家庭，国家拨款和高税收取代了自由的企业，在学校和其它公众场合，道德相对主义和无神论取代了由普世的道德准则所提供的社会发展方向（这就给予政府更多的方便去操纵所有事情的方向）。

激进主义有五种现代形式。这些形式使得西方的社会和道德生活从四个F到四个G的转变成为可能，并且加速了这种转变。

极端女权主义

第一种形式，也可能是最有毒害性的，是极端女权主义。

极端女权主义试图抹煞人体生理的规律，而鼓吹一种虚妄的看法：男女是完全相同的，在生活中体现出的任何不同都是被洗脑的结果。

他们还认为，男女性别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可以被构造和自由选择的。但是，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莱文 (Michael Levin) 无情地指出：“任何抚养过男孩和女孩，却依然认为他们生来相同的家长，都已经看到了无数相反的证据，比任何实验室能提供的证据还多。”

一个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女权主义和女性等同起来。大多数女性从来都没有支持过女权主义。按照英国批评家肯尼斯‧米诺高 (Kenneth Minogue) 深刻的说法：“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似，都是激情和救赎心态的产物，就像一种新的宗教运动和隐匿性的热情。从学术上来讲，女权主义是粗陋的。它用复杂的词汇和虚伪的愤怒装饰它那一点点轻量级的泛化工作。”

堕胎和安乐死运动

第二种激进主义是极端的堕胎和安乐死运动。它试图终结我们经过久远年代形成的生命神圣性的原则，从而颠覆全社会对爱的标准。

安乐死实际上是堕胎运动的延伸（堕胎可以说是“小儿安乐死”）。“有权选择”杀死一个在你身体内的生命，一个活生生的胎儿，很容易就能延伸到成人的安乐死：有权杀死一个自己声明有权被杀死的人。2015年，安乐死在加拿大被合法化。现在很多医生有了杀死其他公民的执照，并且在合法杀人。

社会主义平等性的终极形式就是使这种杀人伦理学逐渐发展到“消灭任何没有价值的生命”的权力。遗憾的是，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就已经太迟了。

极端的多性别主义

第三个激进主义是多性别运动，它包括了互相有关联的同性恋，色情物品，多妻多夫制，乱伦，和现在的变性人运动。

这种激进主义试图颠覆西方社会的性别秩序，尤其是婚姻秩序。这个秩序的基础是对合法性伴侣在数量、性别、年龄，和血缘关系这四个方面的限制。这是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信仰：婚姻伴侣在任何时间都不能超过一个，伴侣的性别必须相反，伴侣不能小于某一年龄，伴侣之间也不能有近亲血缘关系。

支撑这个运动的是一个极端的观念：因为我们天生就是善良的，所以任何人类的行为都是正当的，只要它是出自于“爱“。任何性行为，只要双方都同意，不管性伴侣是谁，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不伤害到任何一方，就一定是好的，而且不用考虑对整个社会的有害影响。这个观念抹煞了两千年来关于“正常的爱”和“恶俗的爱“巨大区别的理念。恶俗的爱包括那些已经被常态化了的自恋、乱伦、恋童癖、滥交、多夫多妻、偷情，以及各种形式的非法之爱，等等。

教育激进主义

第四种形式是教育激进主义。

把教育极端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1960年代，瑞典的激进精英分子决定推进从四个F到四个G的转变。他们要“剥离家长对自己孩子的管理和权威”。现在教育极端分子已经遍布整个西方社会，他们把自己视为“改变的力量“，并且试图颠覆私人家庭对孩子的管理权。

这种源自自柏拉图、卢梭，流传到约翰‧杜威 (John Dewey)，再到现在的各种教师培训机构，比如多伦多的“安大略教育研究所”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策略是使公众相信教师才是孩子们的信托人，这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家庭。

1978年，在“大政府从上到下的管理和再分配”的观念的迷惑下，加拿大的劳瑞尔‧勒皮尔 (Laurier LaPierre)声称：“孩子不是家庭的孩子，而是制度的孩子。学校不是家庭的延伸，而家庭是学校的延伸。”

在他之后不久，前卡尔加里教育委员会主席、教育学教授、艾利克斯‧普罗德福德 (Alex Proudfoot)做出了更大胆的言论。他在一个会议上告诉那些被震惊了的家长：“孩子不是你的。加拿大的儿童都是国家的财产，如同我们的石油、天然气，和输油管道一样……这是法律的规定。”

法制激进主义

最后一种激进主义，也是最强大的一种，是法律激进主义。它来自法学院、法律改革委员会、法庭和宪章的每一个描述。法制激进主义试图在这些方面绕过和代替民主过程。

法律联谊会正迅速成为政治阶层中最强大的一支。其原因是他们想出了如何使用法律手段，而不是政治方式，来推翻一个自由社会里他们所认定的昏暗的民主制度。

在加拿大，这一隐蔽的活动使用的主要工具是1982年的《权利和自由宪章》。在生活中大多数真正重要的问题上，以前拥有自由主权的立法者们现在都必须服从《宪章》的法律规定。

《宪章》具体鼓吹和巩固了所谓的“实质性”平等（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平等）的概念，而不是最初的“形式”平等（确保人人享有法律面前的平等机会）。因此，根据这种变异的平等定义，激进的平等主义判决和社会项目可以由法官作出，而法官并非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且没有人能够将这些法官撤职。

这是一个绕过我们以前自由的立法主权，以新的司法主权取代它的进程。加拿大和许多其它民主国家现在根据语言、性别、宗教、族裔或其它差异，以公然的法律歧视形式，给予某一特定族群的公民比其它族群更多的利益。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这种平等性，你将需要更多的政府管制；如果你想要完全平等，你将需要政府的全面管制。

原文How Western Social and Moral Life Has Been Radically Altered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威廉·盖尔德纳尔博士 (William Gairdner) 是一位住在多伦多附近的作家。他最新的著作是“法国旅者” （2019）。他的个人网站是WilliamGairdner.ca

本文仅表达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3/n1266387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