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在“六四”前夕加强管控，大纪元记者致电大陆多位异议人士、作家、记者、维权人士，有的说正要“被旅游”，有的说今年比往常提早几天遭到软禁，还有人接听不了境外电话。

六四将届 异议人士的境外电话遭屏蔽

北京异议人士季风5月30日告诉大纪元，他已经连续15年被强制旅游，今年也不例外，“他们在订机票了，不准我待在北京，下午就到，要带我去贵州山里，找地方玩，就是不让你在这里（北京）。北京有学潮，又有人在蠢蠢欲动的，天津也有人在抗议。”

因疫情大陆许多校园实施封闭管理，近日，继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因不满校方防疫政策和学生无法返乡，集体抗议后，5月26日晚间，天津大学学生也群聚抗议，要求和校方对话，学生高喊“打倒官僚主义”。

另一位北京独立记者高瑜，以前“六四”前夕也曾被带去云南等地旅游，季风说，“高瑜家里，这两天已经上岗了，有人到她家，她不出去，年龄大了，懒得走。这已经是国际笑话了，你见过这种旅游吗？”

季风和高瑜虽然都在北京，但两人电话互相打不通，有朋友从德国、法国、美国等境外地区打来的电话，也都打不通，“很多地方是打不进来的，已经有一个月了，都被屏蔽了。”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天安门母亲”张先玲日前披露，每年“六四”前夕，中共都会派人监视、阻挠她们与外界联络，今年在疫情下，当局改变了监控的方法，让她的手机不能接听境外的电话。

大陆异议人士胡峰（化名）30日告诉大纪元，今年“六四”敏感时期明显往前推了，四、五天前，他本来还在外地，被强迫带回本地，进行软禁和监视居住，电话全程被录音监听。

季风说，贵州异议人士陈西前几天也已经失去联系，“今年他们一定要等到年底那个会（二十大），所以管控会更紧。”

中共加强封锁 手机翻墙难 互联网常断线

江苏异议人士钱先生告诉大纪元，近日封锁再度加强了，手机多数情况比较难翻墙，电脑不稳定，经常断线。

他认为，“六四”临近是一个因素，六四屠杀毕竟是中共的一宗大的罪恶，“不镇压，它们会觉得灭亡的时候也就到了。其实会令中共灭亡的事，远不止‘六四’这一件。”

原陕西电视台编辑马晓明曾在1989报导了“六四”期间西安学生及市民示威请愿情况，参加了呼吁书的签字、游行、贴标语、向静坐学生捐款等活动，因此遭到处分撤职。

33年过去了，现年71岁的马晓明告诉大纪元，“二三十年来，我的电话不管是座机还是手机，通常都被干扰，出现问题。所以中国（中共）政府讲什么人权，说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就是我的状况。”

被撤职后，马晓明经常透过采访、收集一些民间的冤假错案，核实事实后发到网上，“我就用事实讲话，所以他们非常非常恐惧，要阻断我的通信、实地采访、发稿等，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他说。

原湖北宜昌工程监理刘家财表示，现在国内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小，仅仅是关注铁链女、支持乌克兰，相关言论被屏闭、遭到审核，警方上门找他谈话，令人感到相当无奈。

“我的电话他们给停了一个多月，找通信公司投诉，近日才恢复。过几天湖北的警方要过来（找他），估计是因为‘六四’要到了。”刘家财说。

近期失踪的还有维权残疾人士、网络作家吕千荣。此外，湖北省赤壁市民主人士陈剑雄已于4月被当地警方拘留，关押于赤壁市看守所。上海异议人士季孝龙持续在网络上为陷入封城绝境的民众发声，遭警方带走后一天放回，取保候审。

异议人士：中共恐惧 怕遭到清算

大陆公益人士董广平1999年在郑州当公安，因为派发批评政府的文章及纪念六四事件失去工作，并在2001年被判入狱三年。出狱后，2014年5月再次因为参与六四纪念活动而被拘禁。

董广平告诉大纪元，每年到“六四”前，是中共最紧张的时期，要对一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各种反对中共的人进行控制，不让他们参与纪念六四活动，“从手机上、通讯工具上进行控制，是中共最拿手的，因为对中共来讲，‘六四’是它身上一个很巨大的疮疤，很怕人家对它进行揭批，更不想让声音在国外传播。”

“三十多年来，它（中共）一直在掩盖‘六四’真相，掩盖它用军队、冲锋枪、坦克镇压学生。”董广平说，中共动用军队对内进行镇压，尤其对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在任何国家，这都是非常残忍，令人不齿的。

他感觉，今年中共内外交困，已到危机关头，出于恐惧，中共不让民众接受电话采访，用流氓的手段直接断音、断线，不让接听，“只能说它越来越疯狂了，害怕被清算的日子近了。”

大陆互联网观察人士古河分析，临近“六四”，中共不让民众接收外媒采访，是全面走向朝鲜化、与世界文明脱钩、自我封闭的迹象。

古河说，过去在2008年奥运会一度可以让民众接受外媒采访，但是近几年，言论管制越来越严格，但是它不是公然说不许，而是暗地里干，许多民众在接受采访后，遭到断网、骚扰、警告等黑箱操作，目的是维护它们的统治。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5/31/n1374962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