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早些时候，大量愤怒的储户聚集在中共央行郑州支行外，要求村镇银行归还他们被冻结的存款，但却遭到一群不明身份男子的攻击，身穿制服的警察则站在一旁观看。有专家认为，不排除这些不明人士是当局的外包镇压人员。

《外包镇压：当代中国的日常国家权力》（Outsourcing Repression: Everyday State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书作者、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惠玲（Lynette H. Ong）7月15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对中共外包镇压这种奇怪的行为模式进行了说明。

文章认为，中共将镇压外包出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雇人实施镇压要比警察直接实施镇压所引发民众抗议的可能性要小；另一个是可使地方政府逃脱责任。

外包镇压可减少民众抗议概率

王惠玲教授说，地方政府将镇压抗议等不光彩的工作外包，这在中国并不罕见。王惠玲的研究揭示了中共官员如何雇用匿名人员来实施镇压。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减少民众对当局的抗议。这是中共的一种策略，旨在将通常与政府镇压相关的抗议和问责成本降至最低。但是，只有在秘密进行，并且外包人员将伤亡控制在最低限度情况下，当局的这一伎俩才会有效。

王惠玲研究了中共政府如何动员外包人员和社区义工，使用一系列低级暴力和非暴力策略让公民服从。大多数时候，这些外包人员依靠口头威胁以及殴打等身体行为来恐吓公民遵守中共的规定。

王惠玲在她的《外包压制》一书中分析了在中国发生的逾2200起抢地和拆房事件，从受害者或目击者的叙述和当地媒体来源中收集细节。王惠玲想了解在地方政府雇人来实施掠夺土地等恶行时，老百姓如何回应。数据显示，政府外包人员去做恶事要比部署警察、政府或基层官员去做同样的事，所引发抗议概率要小。尽管外包人员更有可能实施暴力行动。

外包镇压可让地方政府推诿责任王惠玲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事件中，外包人员通常是独自部署，在深夜或凌晨，往往在黑暗的小巷里，在公众视线之外进行恐吓行为。他们难以捉摸的身份让他们的雇主——通常是地方政府——有理由推诿，从而有能力逃避责任。

王惠玲的研究显示，中共雇人做肮脏的工作可能是一种快速完成工作的权宜之计——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必承担后果——前提是雇佣的代理人不会杀死人或严重伤人。如果外包人员过度使用暴力，导致死亡或对老年人或孕妇造成伤害，便会引发巨大的社会舆论。而为了应对舆论压力，更高级别的官员可能会介入进行所谓的“追究责任”，并找出一个替罪羊。

这就是中央政府出头对地方官员进行免职的情况。

王惠玲在文中说，中共中央政府面临着维持其统治合法性的压力，而地方政府需要执行中央任务。外包镇压已成为地方或省级官员的一种流行和权宜之计，用来迫使公民服从一些不受欢迎或缺乏合法性的政策。

王惠玲说，外包镇压已经成为中共广泛的政策领域中普遍采用的策略，从城市化、抗议和上访控制到过去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和非法税收的征收。这些情况的共同点是，地方政府在实现中央一级强加给它们的目标方面面临巨大压力，而且它们的行动对公民来说缺乏合法性或正当性，这时就会雇用外包人员。

在郑州7月10日发生的银行储户抗议事件中，袭击储户的白衣男子可能是便衣警察，但也不能排除是当局雇佣人员，因为抗议者以前曾遇到过身份不明人士的袭击。

4月以来，河南4家和安徽2家村镇银行的存款被冻结，约40万储户无法网路取款，涉及400亿元人民币存款。民众历经2个多月的维权，7月10日举行的集会人数规模最大。

集会上，抗议者高喊着“河南银行，还我存款”的口号。现场视频显示，一些身份不明男子一度互相挽紧手臂，组成一道人墙，阻止抗议者离开。

这些男子随后冲进抗议人群，强行将抗议储户从台阶上拽下去，然后将这些储户用车拉走。有的抗议者遭到殴打。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7/15/n137819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