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在全球许多国家，疫情防疫已成过去。对外国入境人员，接种疫苗者无需隔离或检测；对于未接种疫苗者的限制也在逐步取消。在国内，这些国家已经取消了几乎所有防疫限制，例如印度仅保留戴口罩的要求。

反观中国，尽管中共也知道它所标榜的“清零”无法实现，仍以此为理由，限制公民出入公共场所，不断要求居民72小时做一次核酸，并且由于三天两头会冒出一个阳性来，这一要求没有止境。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盛洪最近在“如何结束过度防疫？”一文中指出，中国大陆现行的防疫政策是一种过度防疫。

什么是过度防疫？“过度”指的是不可终止的特性。直观地，这是时间的过度。既指时间太长；又指没有一个结束的日期或条件。如战时状态以战争结束为结束条件。

盛洪说，大陆现有防疫政策没有结束安排。首先它不可能达到它宣称要达到的“清零”目标。如果不能达到，它就反复重复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这构成一个死循环，欲达到其目标就要继续过度防疫，过度防疫又不能达到其目标。结果永无宁日。三年防疫的实践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其防疫手段过于粗暴和严苛，一旦发现有一例核酸阳性，就隔离整个社区；一个城市一旦有若干例新冠确诊，就要封城。但防疫三年来，似乎“反弹”一直没有停止。刚消停两天，就会有病毒冒了出来。它没有终结，也看不到终结的征兆。归结于过度防疫政策的错误，就是要么其手段达不到其目标，要么其设定的目标任何手段也不能达到。

逻辑上，我们可以做一个思维实验。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把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种看成是与流感类似的病毒，并不采取大陆中国如此严苛的防范措施，因而容忍病毒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传播，如果大陆中国要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就必然要与其它国家的人打交道，那么“外防输入”就不会有终结。而在国内，过度防疫所依赖的行政体系本身存在问题。它具有重复地聚集，强制性接触的特点，因而它是国内的带毒群体。它的防疫手段就是核酸检测和接种疫苗，而这又是造成人群集聚的主要原因。它的“防疫”本身就在制造疫情。但它的这一特点又因它的另一个特点而被掩盖，就是它倾向于隐瞒真实信息。一旦它自身带毒并引起传染，它就矢口否认，然后将其归因于一些荒诞的理由，如外国寄来的邮件，等等。所以有这样一个过度防疫依赖的主体，“内防反弹”也永远不会完结。所以在逻辑上，过度防疫没有终止。

过度防疫没有终止会怎么样呢？盛洪指出，防疫政策是个特殊的临时的政策，它的实施会暂时限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这在有限期的情况下，经正当法律程序批准是可以容忍的。但如果这一状态没有限期，没有结束的条件，就变成了常态。这种违反宪法的社会状态就变成了公民必须长期忍受的状态，如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就偏离了宪法状态，就使宪法原则持续遭到破坏，这就等于颠覆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因而防疫政策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常规的规则，否则它就是在改变基本制度，而这种改变会造成对一个社会的总体的长期损害。而现在决定这个过度防疫政策的机构是防疫当局，在宪法框架中它根本没有改变宪法原则、改变社会基本秩序的权力。实际上，即使有修改宪法权力的立法机构也没有这种权力，因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不是立法机构授予的，而是他们本来就拥有的，是自然法，只是写在了宪法条文中。更何况防疫当局仅以“防疫”为名，就改变了宪法状态，就是大大地僭越了。

更进一步说，过度防疫对宪法状态的改变，还是指它采取了与社会真实目标不对称的强制性手段。社会真实目标是在平衡社会综合目标的前提下，减少疾病感染以减少相应的死亡。而这一结果应与社会付出的代价相对称，即社会收益应大于社会成本。而对其的量化估计，是将新冠生命损失和其它生命损失加上人身自由限制的时间损失做一对比。这我在“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和“几种防疫模式的模拟比较”两篇文章中做了初步的估计，防疫成本和防疫收益之间相差100倍以上。显然过度防疫所采取的措施是过头地不当地限制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并且带来对社会综合利益的损害。况且所谓过度防疫还不是一个基本不变的模式，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步步加码的过程。在病毒变异比初始病毒的毒性减低很多的情况下，反倒增加对公民的人身限制，更突显其手段与目标的不对称，对宪法状态改变得更甚。

宪法状态被改变了会怎样呢？除了公民权利被侵犯本身就是损害，还有对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损害。最近有朋友聊到，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现在一派欣欣向荣。据一篇文章，新加坡已成疫情以来经济表现的佼佼者。其人均收入八万美元已跃居世界前列。印度经济在2022财年的增长率为8.7%。越南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7.72%。美国这个体量最大的经济体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也为4.3%。反观大陆中国，不说处处凋零，与疫情以前三、四十年相比，已经没有当时的蒸蒸日上。据国家统计局，上半年GDP增长率仅为2.5%。考虑到这一数据一贯偏高，用克强指数估计为1.3%。两相对比，印证了前面的直观感觉。很显然，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与大陆中国在经济形势上的反差是由防疫模式不同造成的。

盛洪说，“记得1982年春节，我站在窗前，看着人们由于生活明显改善而大放烟花炮竹，那时离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仅过三年。在其后三十年，中国的变化堪称奇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首先开放的是国内市场。在计划经济时期，大陆中国被行政体系分割成无数封闭小市场。上世纪80年代我在做硕士论文时，考察为何各省要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结论是“市场是地方分割的”。那时一个普通公民到外地去，要凭介绍信才能入住旅馆。双码和核酸证明就是新时代的介绍信。同样三年时间，大陆中国失去了疫情前的生气。经济增速下降，外资纷纷撤出，中资也向境外寻找出路，大型开发商爆雷，一些银行停止提款，烂尾楼业主拒绝支付月供，失业大量增加。其根本原因，在于防疫当局以“防疫”为名实则改变了经济制度，使大陆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分割为许多小市场。更严重的是这种状况还在持续，并看不到尽头。”

那么，为什么中共不能及时调整防疫模式，结束过度防疫呢？盛洪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这种与社会整体利益和综合目标不一致的部门政策的出现，必然与政策制定中的偏差有关。这个偏差产生于与社会利益不一致的利益集团。而从这种过度防疫中获得好处的第一个利益集团是防疫政策制定者集团。为什么是它？它似乎没有什么利益呀？政策制定者当然不在乎多少货币，它在乎的是权力。而只有证明它自己正确才可能保住或攫取更大的权力。因而它宣称自己一贯正确、拒绝批评、拒绝承认错误就符合它的最大私利。它的错误政策所导致的损害和成本，它却是不予承担的。例如全城全员每天核酸检测的成本出自全民医保或财政资金，并无需费它自己一分钱；众多公民失去人身自由的损害和成本，也由于它滥用权力而压制舆论而毫无感觉；当然这一过度防疫导致的经济衰退的后果，也是可以用制造假数据加以欺瞒的。

第二个与之有关的利益集团是核酸和疫苗利益集团。曾经的全城全员每天核酸已经让它们赚得盆满钵满，现在的全员每三天一次核酸检测也是一个稳定的巨大市场，当然是由政府强制形成的被迫的市场。疫苗接种也是过度防疫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不时出现的强制疫苗接种的事件虽被舆论谴责，并由地方政府承诺不再强制，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普遍存在的强制行为并未被曝光；并且还有在“不强制”的表象下面的劝诱和胁迫，致使疫苗接种始终是一个巨大市场。这个利益集团不光是商业性公司，还有与之勾结的政府官员。已经发生数起核酸公司故意放毒，或制造假阳性报告，就说明它们多么不愿意疫情结束。与之勾结的行政官员难道愿意吗？

第三个利益集团是滥权利益集团。由于以“防疫”为名而强加的政府管制会创造大量租金，各级行政机构及其官员可以利用此机会垄断日用供给，高价售货；还可以以同意给予有急需的居民出行为交换，获取利益。有些收益表面看来不是收益。如居委会强制拉人出去隔离，破门入户消杀，“志愿者”或“大白”钉死居民家门，殴打出来的居民，等等，是一种变相的收益，即获得心中恶意的满足的收益。更进一步，如郑州对银行储户和烂尾楼业主赋红码，其它地方对到该地进行辩护的律师赋红码，“防疫”成了扩大滥权的借口，是利用“防疫”之名的又一种“收益”。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8/9/n1379864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