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22年8月30日传出前苏联末代总书记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vich Gorbachev)去世消息时，世人在哀悼、追思之余，回想起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消除”的往事，更有大量的网民呼唤“中国版的戈巴契夫”。

回顾历史，在1978年底邓小平“放权让利”开小门实施经济改革之后，由于经济自由化让中国经济在把握“后发优势”下，快速发展了起来，十年之后遇到了瓶颈，必须开大门、走大路，也对共产专制造成莫大冲击，“政治自由”的呼声顺势而起，胡耀邦、赵紫阳两位主政者也都有心要开放。当大学生借着胡耀邦去世点燃“呼唤民主”学生运动，在1989年六月四日达到最高潮的当儿，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全球媒体聚焦时机，只含泪劝告抗议者回家，结果是上演“天安门大屠杀”，赵紫阳被软禁在家至去世，无法比戈巴契夫早两年担纲演出解体共党戏码。为何赵紫阳无法成为英雄？论者大都认为赵无实权，自己且时时受到监控，没有当英雄的空间。不过，由已故的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在1988年第二次中国行与赵紫阳对谈两小时的内容，却有另一种解读。

迷信“国家调控”的赵紫阳长达两小时的两人谈话颇不寻常，因为赵紫阳见访客时间通常约半小时，而这次会谈结束后，赵紫阳还亲自送弗利曼出来并容许拍照，这是史无前例的。弗利曼觉得会谈本身很有意义，而赵对经济情势、市场运作的了解，在弗利曼看来是十分深入广泛，更重要的是，赵认为重大改变确有必要，并表示出对改变的开放态度，但赵却说“本党十三次代表大会，确定我们经济运行的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弗利曼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是由上到下组成的，而市场是由下面开始运作的，这两套系统不可能相提并论。国家可以控管到部分的经济及市场，但赵所谈的组合是不可行的。”

当年弗利曼他们在上海会见江泽民时，以及五年后他接替赵，他们在北京再见到他时，也听到类似的说法，但其中确有很大的差异。赵紫阳接下来的谈话，以及他回应弗利曼的话都显示出，他知道这两个机制在先天上是有矛盾存在的，而江泽民却没有这种认识。赵紫阳真正了解开放市场的意义何在，江泽民则未必。

没有人能够否认赵紫阳是个共产党员，他也不是要以总书记的身份来顚覆共产党。他是真的相信妥善利用市场机能可以促进经济成长。增加共产党权力及稳定，不是要让党细密的控制经济发展，而是要去促进人民的福祉及繁荣。弗利曼虽不同意赵紫阳的理念，但弗利曼绝不怀疑他的诚意。

弗利曼后来发现他们会谈之所以特别的部分原因，是赵紫阳陷入严重的困境中。赵是经改八年来解除价格管制最主要的拥护者，也对经济扩展方案给予热烈支持。当中国银行为了应对扩展，发行过多货币，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后，赵受到指责并被严厉批判在市场改革走过了头，其实市场改革是降低而非增加通膨压力。在该年夏天共党高层会议后，两大派系已然形成，一是以赵为首的加速改革派，一是以李鹏为首的停止或暂停改革派，谣传说赵已失势。

弗利曼和赵紫阳的会面，由于有《人民日报》人员出席，让赵有机会公开他的想法，还让外界知道他还在掌权。赵紫阳仔细准备会谈的开场白，主要不是为弗利曼，而是为了广大的中国民众，以及为即将召开、讨论相同问题的高峰会议暖身。弗利曼觉得会谈最后的一些结语听起来像是夜行人吹口哨，为自己壮胆而已：“我们的方向不会改变”、“香港的报纸……认为中国领导阶层发生分歧，事实并非如此。”

两人的会谈在中国报纸上吸引了很大注意，在香港也一样。赵送弗利曼离开的照片被登出来。事情的真相一直到八个月后天安门事件才浮现出来，虽然该段期间，赵的权力已逐渐被移转到李鹏。事件爆发后，赵非常清楚不镇压会失去权力，但仍然拒绝对示威者给予强力镇压。当他和李鹏直接走出来在天安门广场和学生讲话时，很感性地说，将不会再见到大家了。听到赵最后讲话的弗利曼中国朋友，许多人当场掉下了眼泪。在领导阶层同意用武力镇压后，赵紫阳被软禁在家直到去世。

中共领导阶层试图将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归于赵紫阳将市场自由化及使市场大幅开放的政策，弗利曼也常在报导上被引述为对赵有不良的影响。这对弗利曼没有影响，但在赵身边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学生争民主自由的运动，其实是符合弗利曼的“经济自由先行”，接着会出现政治自由的理念，并冲击现有旧体制而出现抗争运动，终而走入自由民主体制，这在智利和台湾都成功实现了。如果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见抗议学生时，能够勇敢的站在学生这一边，共同呼求自由民主，在现场众多国际媒体的见证和报导及传播下，或许血腥镇压不幸事件就不会发生，而共产专制解体，民主体制就会出现，可惜事情不是这么发展，或许是赵紫阳受中共党文化沉浸太久，无法抛开“共党专政，由党中央主导”这种中心思想，此由上文引述弗利曼的论评可见端倪，也可由一路陪伴弗利曼做一九八八年中国行，在场陪弗利曼与赵紫阳对谈的张五常教授之评述得到印证。

弗利曼对谈赵紫阳

张五常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二日发表的〈大同小异——评赵紫阳弗利曼的历史性会谈〉，将两人的言论水准评为大同小异，而赵紫阳只中学毕业，弗利曼是名满全球的大教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说赵不但懂经济，而且有深度。张五常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赵紫阳与弗利曼对话》一文中，透露出弗利曼夫妇见过赵紫阳之后返美，就联名写了一封他们十多年来没有写过的“圣诞信”，寄给亲友。那封信很长，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中国之行。信中对赵的评述是这样的:“对这个带领中国走向较多地依靠市场运作的人，及其智慧，我们有极为良好的印象。他对经济问题有很深入的认识，而且有决心扩大市场的范围，愿意试验与学习，虚心地聆听他人的建议和意见，而在此同时，他又要维护共产党的最高权力——要是他能成功的话，这是很妙的技巧了。”这已非常明确透露出，弗利曼认为在维护共党最高权力下是不可能再进一步开放，而以该圣诞信作为历史档案“存证”。

事实的演变印证弗利曼的先见之明，赵被削权、软禁，所谓渐进式且以维护共党最高权力的经改路线仍被执行，矛盾于焉产生，于是“体制性贪腐”及“后发劣势”局面赤裸裸出现，着实令人遗憾！“六四学生运动”其实是实现民主政治体制的一个转捩契机，可惜赵紫阳迷信“（共党）体制内改革”，不敢像两年之后俄罗斯的叶尔钦一样站在示威学生这一边“登高一呼”，让解放军炮口转向，却让坦克辗压学生，自己也从此被软禁至死，而中国的民主化终究功亏一篑！

“四二五事件”功败垂成

“六四事件”血腥镇压激起全球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由于两种因素的作用，让中国经济在一九九三年弗利曼第三次造访中国时，又感受到蓬勃发展，一是台商大举西进，填补了资本的空缺，二是一九九二年法轮功开始在中国洪传，其以“真善忍”要求修习者凡事找自己，不怨天尤人、教人做好人，把“吃苦当成乐”，让大量下岗失业者能平和过日，而在短期间就有近一亿人学习法轮功，让失业没成为问题，而法轮功学员勤劳不计较得失的工作心态，不但让社会安定，生产力也提升。但到一九九九年由于法轮功传播太快太广，中共江泽民出于妒忌，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莫名的打压、抓捕，学员们乃向公安部门反映并澄清，于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万法轮功学员“上访”中南海。这批学员由中国各地自发前来，所用的请愿方式异于一般，他们以宁静祥和的心态，以及对政府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展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和平的、大规模的、为了“人权”的请愿活动。

队伍虽然很长，但很安静，非常祥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接见了法轮功请愿代表，合理回应了申诉。二十分钟内，法轮功学员们就秩序井然的解散返家，现场且清理干净，没有留下一张纸屑，并将公安丢下的烟蒂捡走。

这种神奇的事让当时在场的国际媒体如CNN等均指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群众事件后，中国第一次的大规模群众请愿活动，并一致肯定这场和平的上访活动，且对中国的民主寄予厚望。许多外国政府领导人和观察家们都认为此一事件是令人敬佩的，它展示了人民申诉和政府回应的良好模式。可是，往后的发展却令人诧异且深深痛惜和遗憾，因为事件被反转抹黑为“上万法轮功学员包围中南海”。

中共在江泽民一声令下，于该年七月二十日展开铺天盖地的“血腥镇压法轮功”，其残酷程度千百倍于六四事件。原本夸下海口以为倾举国资源，在三个月内就可消灭法轮功，没想到迄二0二二年，二十多年来法轮功不但传遍全世界，而且中国境内的法轮功修炼者也挺了过来，学员们靠着一股不惧怕流氓手段，也不屈服于邪恶的正信正念力量，心存善念向世人讲真相，使得中共的欺骗与谎言逐一被揭穿、败露，更激发一波波的退出共产党浪潮。

刘伯温的预言会实现吗？

“六四事件”和“四二五中南海上访”两个事件都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契机”。第一次的民主契机就在赵紫阳抛不开共产党桎梏下稍纵即逝，换来的是一片腥风血雨。第二次则在江泽民“私念、嫉妒、贪心”的一念之间风云变色，出现惨绝人寰、前所未有的邪恶镇压，“民主化契机”又被硬生生的扼杀，朱镕基也失去当“中国版叶尔钦”的机会，而中共解体也 灰飞烟灭。

到2022年，一再强调“改革开放、依法行政、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李克强，也曾有机会扮演1991年俄罗斯总统叶尔钦角色——逼迫习近平辞退并宣布放弃共产走向民主自由之路，却也因畏缩而无疾而终。

如今习近平一人专制，在内忧外患和“白纸革命”引燃遍地抗议烽火下，会不会顺势宣示“和平解体中共”，并让明朝刘伯温的《金陵塔碑文》预言的“送葬中共者，姓名含‘白’‘平’”实现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吴惠林整理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2/6/n138796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