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正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青岛市民郭志艮，亲身见闻了警察贩卖器官的一幕，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那个要做肾移植病人的妻子，把钱递给警察时，警察在跟大夫讲，死刑犯的父亲来领尸体，他就问他要证件，这个、那个证件，要第四个证件的时候，他父亲没能拿出来。警察就说：“抬走！”拉着（尸体）就走。郭志艮回忆病人家属告诉他：“死刑犯父亲‘哎呦’叫了一声，两个眼睛一直跟着这个车，很可怜。”

“这个家属给我这样讲的。而且我也看到她正在用纸包一些钱，说大夫叫直接把这钱送给公安局干警。”郭志艮说，“家属回来以后就上我们病房说，她去送钱，而且亲眼看见，死刑那个人就躺在那个地方。”

亲身见闻：警察与医院勾结贩卖器官

郭志艮告诉大纪元，1991年4月份的时候，他因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入住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当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去厕所的途中，经过肾脏科（血液科与肾脏科当年在一个区域），听到有人在该科病房内哭泣。

郭志艮是基督徒，平常在医院里愿意传福音，心生怜悯，上前询问，得知病人身患尿毒症，一个死刑犯明天就要执行死刑，血液配型已成功，第二天就要进行肾移植。之所以哭，是因为刚签完医院免责协议（手术成功与否，病人生死与否，医院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内心恐惧。

郭志艮回忆，这个病人不到40岁，看起来像个干部。

他说，当时是有两个人同时进行肾移植，哭泣的那位病人手术成功，但另外一位病人在手术台上当场死亡。青岛的报纸，还对此做过报导，说肾移植手术成功。

郭志艮与病人家属的交谈中得知，家属需要额外支付一笔现金，直接给公安警察组成的“抢尸队”。“这个钱单独给警察，给抢尸队”。

他说：“家属还和我说过，警方在这以前已经将死刑犯和器官接收者血液配型成功。执行死刑当天，警方会采用刁难的手段，问死刑犯家属要各种没有明文规定的身份认证证件，只要有一样证件家属没有携带，便可以否定死刑犯与其家人的亲属关系，可当场将该尸体定性为无人认领的死刑犯。抢尸队就可以立即将死刑犯尸体私自运走，将身体各器官通过医院非法贩卖给病人，这就是肾脏的来源。”

郭志艮告诉大纪元，“当这个病号和我讲这个事情，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非常生气。自己的父亲看着儿子就这么给抬走了。因为法律规定，死刑犯家属可以领回去。如果没有这个明文规定，我还不生气了。有明文规定，还以各种理由在枪毙前就配好型。就是明确不让死刑犯家属认领尸身，这个公安局的邪恶，我觉得很生气。”

根据中共1984年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只有在无人认领尸体或家属拒绝认领的情况下，或者在被判刑的罪犯自愿将其尸体进行解剖、或家属随后同意使用的情况下，才能摘取器官。

公开资料显示，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是中国最早一批开展肾移植手术的医院，1982年进行第一例肾移植手术，1993年5月正式开展肾脏移植，2013年肾脏移植科单独成立科室。

大纪元记者调查发现，青岛大学附属医院1991年已在做肾移植。记者问：“我们1991年有做肾移植吗？”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肾移植科医生回答：“有有有……现在都上千例了……”

大陆医学百科网资料显示，在中国开展肾移植的医院，1991年已达到77家，1993年增至95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已形成器官移植利益链

中国的器官移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在外国医疗顾问的帮助下，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在这个阶段，全世界受体患者的存活率非常低。

第二阶段是医疗机构、警察、司法和监狱之间的合作正式化，奠定了在1980年到1990年间死刑犯器官强制摘取的基础。

从1983年起，有两个因素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器官移植行业：一是自1983年以来，中共每年都会开展“严打”运动，死刑犯剧增，增加了移植器官的供应量；二是被广泛用于预防器官移植排斥的免疫抑制剂的环孢素A，被引入中国，大大提升了移植手术的成功率。

到了1984年，中国各地至少有98家医院开始了器官移植手术，并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协调机构——器官移植登记中心。

根据《中华器官移植杂志》，自1988年以来，中国进行的肾脏移植手术数量增加了一倍多，1992年共进行了1905例此类手术。

公开资料显示，到1998年底，中国共有80多个单位开展肾移植，肾移植总数超过2万例。一年有功能存活率接近95%，5年存活率超过70%。

这一阶段的器官源主要是死囚犯，中共央广网2015年1月1日也证实，中国的器官移植之前是以肾移植为主，后来逐渐也有肝脏移植。九十年代时，器官移植除了少部分亲属之间的互相捐献，其它器官源大多来自死囚。

根据1994年人权观察的报告，1992年8月，一名最近被释放的中国囚犯告诉一家香港报纸说：“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刑场，总是有一队医生在现场，一旦囚犯被枪决，医生就会立即解剖尸体，取出所需器官。”

促使中国移植器官利益链形成的另一个因素是，20世纪90年代，中共政府逐渐减少了投入公共卫生体系的资金，器官移植成为医院的生财之道。大量香港、新加坡和邻国的富有的病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只要有钱，就能在中国做付费器官移植，避免在本国漫长的等待，这已经不是秘密。”大赦国际1995年写道。

在1992年底BBC的一次电视节目中，香港医生陈文岩（Man Kam Chan）说，他已将一百多名病人转到中国进行肾脏移植，他知道这些尸体来自哪里，“据我所知，这些肾脏都是……来自被处决的犯人。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肾脏可供器官移植……是因为中国（中共）的法律环境不断恶化。”

第三个时期始于2000年初。随着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器官移植在中国真正发展为一项产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何晓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

2020年3月，英国大律师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主持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发表最后的书面判决，结论：“（活体）强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

“我们就觉得应该发声”

郭志艮夫妇现在与儿子一家居住在英国，一家人经常看大纪元、新唐人，上面报导的中共灭绝人性的活摘器官的行为，勾起了郭志艮的回忆。

郭志艮的儿子对大纪元表示：“我们就觉得应该发声，我父亲想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压在他心里30多年了。”

“他一看到咱这报纸，还有播报以后，就特别有共鸣，觉得这些亲人，这些亲属是多么的痛苦，然后，还得不到别人的同情。”

“他们认为死刑犯不值得同情，这么一种高级动物的思维，不把人当人看的这种思维。”

郭志艮表示，“从《大纪元时报》中得知，很多法轮功信仰人士，在中国遭到灭绝人性的活摘器官的违法行为，结合我此前在医院的所见所闻，更加佐证了该反人类的违法行为，并且早在30年前就已如此明目张胆和猖獗。”

他说：“我及家人对那些受害的信仰者及其家人深感同情，结合自身经历，对这种国家三级甲等医院和政府执法部门相互勾结，违法获取并贩卖死刑犯器官的行为，本人非常震惊且极为愤怒，每每想起，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正如《圣经（旧约）》约书亚记，耶和华神勉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一样——面对邪恶‘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因此，我愿意在贵网站和报纸等媒体实名举证如此骇人听闻的恶行。”郭志艮说。

“希望通过我的实名举证，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特别是有过共同经历的人、知情者，恳请你们大胆举证，相信邪不压正，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与平安！”

“给自己子孙后代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坚定信仰，推行公义和活出爱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内心才会有真正的、持久的平安！”他说。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31/n1391956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