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生活。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我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我对这个5000年历史的文化故土有很深的迷恋。

很多中国人分不清中共和中国的概念，他们以为爱国就是爱党，贬低中共就是贬低中国。我不怪他们，这种人长期生活在中共的宣传洗脑下，他们混淆了爱国和爱党的概念。这正是中共的阴谋，把政党和国家混淆在一起，当你抨击中共的时候，会有“爱国者”来攻击你，说你生养在中国，却抨击自己的国家。

近五年来，中国网络上关于“润”（Runxue, runology, and run philosophy are internet memes origin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referring to the study of how to leave China and immigrate to developed countries.）的话题甚嚣尘上。侧面反映中国的经济在下行。

《玩偶之家》是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的戏剧作品。该戏剧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主要围绕过去被宠的女主人公娜拉（Nora）的觉醒展开，最后以娜拉的出走结束全剧。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像我一样的Nora。

很多人想润，却“贫贱不能移”。美国签证对于中国人的拒签率是很高的。根据一项数据表示，2021年，中国公民申请美签拒签率高达79%，世界所有国家拒签率第二（除朝鲜100%拒签外），超过巴勒斯坦，伊朗，古巴，俄罗斯等美国传统敌国。 只有吉布提88%拒签率高于中国。

于是产生了很多“走线”的偷渡者，从香港或者澳门出发去南美洲，然后一路穿梭在热带雨林，走到墨西哥然后进入美国。这些“走线”偷渡者在中国国内是丑闻，在社交媒体是不能发的，中国执政者自我感觉良好，大国自居，战狼外交，民粹主义盛行。然和自居天朝上国，自己的人民却整天想着离开国家，去别的国家生存。

我为什么离开中国？

我从前一直对中国抱有幻想。认为15亿人口大国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打破百年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中国在过去40年来，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确实飞速增长。但是，这也是中国人民的努力，不是中共的执政能力体现。中共从1949年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以来，做错了很多事，唯一正确的就是改革开放。现如今又有开历史倒车的迹象：和独裁者普京合作，加大言论自由的管控，战狼外交政策，教育国内民众与西方国家为敌，民粹主义盛行。

来纽约之前，我在中国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我based在福建厦门，这个小岛与台湾面对面，隔着台湾海峡。我的同事都是福建人，按理说对台湾应该是手足连襟的兄弟姐妹情。但是在中共的战狼外交政策洗脑下，我的同事们都支持武统台湾。

记得去年八月，习近平下令在福建增设兵力，厦门岛突然出现了很多坦克。我身边的同事个个气焰高昂，扬言“打台湾”。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没有让国内的民众反思战争，反而高涨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是错误的，应该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

去年十月份我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去芝加哥和洛杉矶一趟，参展和拜访客户。当时中国还坚持新冠清零政策，境外回国需要在香港隔离3天，在中国境内隔离14天。

在香港的隔离是自由的，基本上可以自由活动。但是飞往中国隔离14天的经历是非常绝望和痛苦的。

我们是在天津隔离，因为其它城市的机票临时买不到。总共隔离14天，费用3500人民币。

落地天津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我们已经在香港做了2次核酸检测，落地还需要再次检测。

三百多人的飞机，核酸检测效率慢，总共花费2小时。晚上六点多，冬天的天津已经天黑了。

我们的行李和人是分开的，行李被拉到单独的空间全部大消毒一遍。

我们排队等候大巴车接我们去2小时车程以外的隔离酒店检测。期间，等车花了1个小时。

大巴来了，一辆坐50人，一共6辆大巴。

当时我看到大巴车司机全副武装，穿着很厚重的防护服，又近视度数高，戴着很厚的眼镜，除此之外还要再戴一层防病毒的护目镜。我想起上个月（9月19日）发生在西南城市贵州的大巴翻车事件。同样的大巴车，同样的黑夜，我潜意识感受到危险，不想上这辆“死亡大巴”。

于是我跟工作人员联系，说能不能让司机摘掉护目镜和防护服，他本来高度近视，又全副武装的，又是黑夜，很难看清楚道路，万一翻车了，后果很严重。

完全合理的要求。而且考虑到上个月发生的贵州大巴翻车事件，我以为他们应该理解我，采取更有效的行动。但是贵州大巴车没有让他们吸取教训，继续延续这种不合理的，有巨大安全隐患的政策。

他们拒绝我的要求，还嘲笑我年纪轻轻这么怕死。他们不顾我的反对，把我的行李箱塞到大巴车内，把我赶上车。我当着全车乘客的面，说贵州大巴事件的严重性，也有人附和我。但是他们不够坚定，工作人员也不松口，说他们只是执行者，无法改变上级的命令。

我说如果这辆车出事，谁来承担责任？他不说。

无奈之下，我说我无法上这辆车，请让我下车。他们想直接无视我的需求，所以想直接开走。

我说如果你们拒绝我就直接从车窗跳下去。他们才放我下车。

我和行李都下车了，寒风中等他们的解决方案。其他人跟着车走了。

这时他们叫来了警察，来了十多个警察，围着我。他们都戴口罩，穿防护服，怕我传染病毒给他们。我说了我的合理诉求，要么白天转运到隔离点要么司机不能全副武装。他们无视我的需求，说办不到，并且一边说一边手机录影我。

在寒风中等了一个多小时，已经九点多了。他们叫了辆救护车把我拉去就近的空港医院。到了那边，我不能进去，只能在外面站着等。因为他们没有预知我的到来，所以不知所措。

里面的人打了好多电话，终于让我进去，但是我的行李只能放在门口。在一楼的一间病房里，没有床，只有一个椅子，一台仪器。他们让我等通知。

半个小时后，等来了一通电话，是自称是天津卫健委的主任，她问我有没有任何精神疾病，我说我没有病。她问那家庭有没有任何精神病史，我说没有。她说需要安排人给我做精神鉴定，我依然坚持说自己没有病。

她问我为何反抗防疫规定？我说我不想发生贵州大巴那样的事情，她说不会的，我想太多了，那个只是意外？我说谁知道意外会不会发生呢？她说理解我的恐惧。然后继续问我是不是精神上有受过什么迫害？

这个对话无法继续，我挂掉了。

后来他们说会派一辆救护车送我去隔离酒店。但是零下2摄氏度的冬天，没有暖气，他们的车一直没来。我就这样苦等，等到了第二天天亮。期间我要求要防寒的毛毯，他们说没有。

期间我去外面卫生间上厕所，他们派了一个护士专门盯着我，就在卫生间隔间外面看着我。

然后护送我回病房。

没有毛毯，没有水，没有吃的，就这样过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还是打算这样对我，我说我要饿死在这边了，求你们安排车子送我去酒店吧。

我主张了5次，才有一次回应。早上九点多他们叫了一辆救护车送我去隔离点。

中午十二点，我终于到了酒店。

在香港一起排队等飞机的一个女士在微信跟我说，因为我的反抗，他们工作人员跟那些乘客说我有精神问题，并且广为传播。

我和这位女士在香港机场排队等飞机的时候认识，她行李太多，叫我帮忙托运几件。因为在香港，我们是大陆人，备受歧视，行李超过一定量就要被收取高额的费用。

我们被安排到了面对面的酒店房间。

有一天夜里，她微信私信我说，她很饿，问我有没有食物。我说有，有巧克力和饼干。于是我把巧克力和饼干投掷在对方的门口。酒店内隔离的门一打开就会发生巨大的警报声。五分钟后，她打开门，也发出了巨大的警报声。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警察的男性问我昨晚有没有开门扔东西，我说有，并且解释了原因。警察说，这些他不管，重点是我违反了防疫政策。还警告我如果有下次，他要对我依法刑事拘留。

14天后，我回到了厦门，我工作的城市。在温水里泡着的青蛙很难知道自己即将走向死亡。这就是我出国以后再次回到厦门的感觉。我在芝加哥和洛杉矶的机场，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餐厅和酒吧开放，人们的生活回到正常。在中国大陆城市里，一切像是世界末日。机场一个人也没有，餐厅被贴上黄色的封条。从机场出来，打车回家，一路上没有任何车辆。

十一月，回到办公室后，我工作不如以前那么积极，总是坐在电脑面前发呆，需要别人大声叫我才能反应过来自己在走神。当时我以为是自己的问题，经过天津的隔离，周围人的质疑，我当时以为自己真的有某种精神疾病。

整个十一月我过得很恍惚。

十一月底，大量的白纸运动在大城市年轻人群中发生。我当时想发起在厦门的白纸运动。还没策划，好朋友就告诉我，在上海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因为参加白纸运动被捕入狱。

11月29日，我买了张机票来到美国纽约。谁也没告诉，办公室的咖啡杯还剩下一半咖啡。娜拉出走了。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4/1/n139633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