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整个中国都笼罩在一片哀鸿中。连首都北京都遭到了国人诟病，称“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萧条过”。不仅是知名商业街的店铺都关了，在某城区的大街上还出现了许多年轻人排队等着卖血的长龙。 然而，当首都民众都已禁不住经济寒潮的侵袭时，中国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却以无人能及的炫富姿态，高调地出现在墙内网民的视野中。

1月2日，他用自己的最新款手机在微博上晒图、并配文写道，“开启2024的无锡-杭州双城记，今天杭州二台双肺移植，2023年无锡205例肺移植，杭州165例肺移植，加上全国各地的会诊手术，自己一直在飞机+高铁（插图）奔波，自己的人生就是如此吧，做自己喜欢的事，累并快乐着”。

是啊，拿肺移植来炫富，谁能轻易比得了？毕竟，操刀的活儿不是人人都能干的。仅是两个城市的手术就高达370例，这移植量也不是一般医生能完成得了的。2022年3月，他曾向陆媒介绍，“一位肺移植的受者在江苏无锡接受肺移植手术，总的费用在50-60万左右”。尽管2017年时，他曾抱怨“占比最小的就是体现医生劳动的手术费用”、“只占了不到十分之一”，但一台50万的肺移植手术下来，他的小团队怎么也能挣个小5万了。370例，那就是1850万；他是主刀，拿的也是大头。更何况，官方已认定“中国七成肺移植手术都是他做的”。年收入以千万计了，能不让他感到“喜欢”、“快乐”吗？

问题是，这钱若挣得不合法，这位陈医生的“快乐”就有点魔性了。去年5月，他在微博上公开宣称，尽管“2015年我国全面推行心脑死亡爱心器官捐献”，但其中“脑死亡爱心捐献的器官”仍是“我们唯一的器官来源”。据公开消息显示，从2015年开始，他已连续好几年在中共“两会”上提议，要尽快将脑死亡立法。

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陈静瑜这样一名高产主刀医生，对临床使用的“脑死亡捐献器官”自然心知肚明。他无非是想借法律条文对“强摘活摘”合法化，为非法器官罩上法律的外衣，这应该是“活摘医生”代言人陈静瑜的真实意图。

对于使用脑死亡患者器官做移植手术，《活摘器官“纵向证据链”分析》一书给出了最明晰的诠释——“既然在法律层面，脑死亡者并没有死，那么肺移植取肺所施行的心肺整体摘取手术，将导致供体完全意义上的死亡”。这意味着，“器官移植采用脑死亡供体涉嫌活摘和谋杀”。

不知能在海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陈医生是否能在墙外看到这番话？是否正因为内心的不安已超出了承受极限，才使得他在近几年中越来越迫切地希望能将脑死亡立法？或许，陈医生有所不知，即使脑死亡能被中共立法，他以及许多做过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也都无法从活摘和谋杀的勾当中全身而退。

如今连一般人都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个器官供体与受体的HLA配型完全相符的概率是非常低的，直系亲属在25%到50%之间，非血缘关系的人在千分之一到几万分之一之间。仅陈医生完成的无锡、杭州两地的370例手术，就至少需要37万脑死亡患者来提供配型需求。两个城市，一年脑死亡几十万，可能吗？

杀猪的是屠夫，提供猪源的另有其人。如果形成了产业链，这买卖背后必定还会有金主。要想让生意兴隆下去，金主就得不断地在器官供体和受体的来源和数量上殚精竭虑。那台能瞬间致人脑死亡、名为“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的设备不是被发明出来了吗？发明者不是专业搞技术的，而是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

在一切惟领导是从、只对上负责的中共国，公安局长不想着如何抓坏人，而是谋划着如何在迅速致人脑死亡上下功夫，这不就说明了，正是他的上司对此有迫切的需求吗？

实际上，整个公安、甚至司法系统是否都参与了寻找器官供体、并人为致其脑死亡的罪恶，从大陆的人口失踪案疑点重重却被公安草草结案、许多失踪者都被摘取器官的诡异现象中就足见一斑。胡鑫宇一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既然有了胡鑫宇，就会有别人。因为器官移植是暴利行业，既然干成了一单，还有公安当保护伞，自然就不会收手。

去年11月，陆媒报导了发生在中国各地的5起脑死亡事件。都是年轻人，还有孩子；都是突然脑死亡，都被父母捐了器官。无独有偶，今年1月，陆媒又报导了5起脑死亡事件，其特点与去年11月基本雷同，连脑死亡的原因也差不多一样。这不，墙内的网友一眼就看出了端倪，他们都在说：“怎么动不动就是脑死亡噢，脑死亡这么容易吗”、“骑车能摔成这样”、“摔倒也是可以计划的”、“一个人的器官可以匹配那么多人，这人就很危险了”……

如今在中国大陆，公立医院陷阱更深；只要能发财，什么事都干。人一旦被送进医院，是否要捐器官就变得身不由己了。一位有着亲身经历、并在长期追踪此事的大陆异议人士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披露，很多人跟他一样，“是被医院‘套路’了。因为中国是没有免费医疗的，经过十几天二十多天的救治，ICU每天1万元的费用，加起来20万，对于中国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笔天文数字，这种威逼利诱让家属捐献器官”，“从头到尾的各种设计，包括入院的处理，到高昂的费用”，“很可能从一开始，救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捐献器官。”

正如上面的网友所说，倘若有人在数据库里配型成功了，供体的脑死亡及其器官被捐献就会成为大概率事件。脑死亡没立法，医院和医生都敢明目张胆地摘器官、做移植手术。因此，千方百计要将配好的活体送进医院的那伙人只会更加心狠手辣。再加上，一旦有人出高价，这个团伙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有陆媒曾晒过这样一段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话无论在墙内出现过多少种版本，都被网民用来形容中共治下，被权力庇护的利益团伙了。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中共才是最大的资本家，中国最挣钱的买卖也都被掌控在红色家族的手里。

或许，把良知抛到脑后的陈医生们依然抱着侥幸心理：人家策划行凶、制造脑死亡，我又没参与。但帮凶亦是凶手，服从罪恶的命令就是平庸之恶。医生是来救死扶伤的，怎能为满足自己或别人的一己之私而成为加害者呢？这种昧良心的钱能挣吗？

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天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其实，中国的古书中早有记载，医生的行为在天上也有功与过。比如，“不愈而受贿，百钱为一过，贯钱为十过；害人性命，为百过”。天道轮回，谁也无法绕过杀人偿命的理。那些在强制活摘器官产业链上分得一杯羹的，若有天被中共卸磨杀驴、成了替罪羊，或与它一同被审判、被制裁时，又是否还“快乐”得起来呢？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1/29/n1416919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