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莽莽》杂志报导[1]，陈哲明是中国某“大厂”（大型网路公司）的网路审核员，但这份工作让他需要定期去看心理咨商。 心理咨商师要价每小时400元人民币，是他三天的薪资收入。他很心疼，但他觉得这钱花得值得，“起码和咨商师沟通完后，接下来的几天我是能睡着的。”

“大厂”网路审核员失眠

在求职的时候，陈哲明说，不知道审核员的工作具体是干什么的，但“大厂工作”的光环让他很心动。入职后，他才知道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删除“政治敏感”讯息。

陈哲明坦诚地表示，删除六四相关的内容，因为年代遥远，很难感同身受，但删除疫情封控求救的帖子让他很难过，“但之前我审核掉的那些在武汉、西安、上海因疫情被政府圈禁起来的人，以及他们向外界发出的求救视频，真的非常困扰我，困扰到我想起来就睡不着的地步。”

陈哲明目前面临严重的失眠、大量掉发、全身无力，以及因为免疫力低下罹患带状疱疹，他觉得，或许冥冥之中正在遭受因果报应。

基层公务员：我只是一颗子弹，身不由己

公众号“正面连结”也写出大学同学担任基层公务员的故事[2]。这位同学叫大熊，他进入体制内工作，一开始对官场上的习气嗤之以鼻，很多时候他会良心不安，找同学“告解”自己的行为。

在疫情封控期间，大熊曾经担任“大白”（封控人员），限制居民外出。居民之中，有他中学时暗恋的女同学，社区刚封时，她要出去实习，跟局长说了很久才得以出来；有一位大妈，她的父亲过世，她在家里等了两天，才得以把父亲的遗体送到了殡仪馆；还有一位临盆的孕妇，等了很久，救护车才来；还有一个误食消毒药丸的小孩……

然而，进入体制内工作三年后，大熊逐渐发生变化。最近一次，大熊和同学见面，已全然不见曾经的那些纠结和困惑。他接受了这套运作的机制，并默认了自己的角色。大熊固执地认为，自己不过是一颗螺丝，一颗子弹，机器怎么转动，子弹射向哪里，他都身不由己。

网路审核员只是在执行命令？

陈哲明也觉得身不由已。害怕辞职后找不到工作，是他迟迟无法下定决心辞掉工作的原因，尽管他内心悲愤且压抑。

他最要好的朋友竭力劝说他要慎重考虑。朋友告诉他，审核员的工作即使陈哲明不做，也有其他人做，即使他背负道德压力离开后，一切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中国网路还是会一直封禁。

“所以这不是你的问题，你没有错。但如果你真的扛不住了一定要离开的话，在做出最终的离职决定之前，你需要先想好自己以后要如何谋生。”朋友说。

心理咨商师也告诉陈哲明，他只是遵照领导的安排在完成他应该完成的工作而已，至于这项工作是罪恶的还是正义的，是硬币的一体两面，没有绝对的恶，当然也没有完全的正义。

“大家都只是零件而已，开关按下一切跟着转动”

在疫情封控期间，大熊任职的县里每天都要开点调大会，会上每个点位长要报告当天的防疫情况，从感染人数、消杀工作、物资分配、人员排班，全部需要记录在册。大熊心里想：人一旦成为数字时，每一个人都能被一笔带过。

在连续十五天没有新增病例之后，2022年5月25日，城里宣布逐步解封，县长却被撤职。解封那天晚上十二点，大熊躺在折叠床上，忽然听到了外面马路上出现吵闹声，骑车的、鸣笛的、放烟火爆竹的……响成一片。那晚他只迷迷糊糊地睡了三个小时。

第二天起来，大熊的单位收拾东西，拆掉帐篷。他意识到，在体制这个巨大机器面前，大家都只是零件而已，开关按下，一切只能跟着转动。

同化体制 变成没有自我的“人”

在体制的巨灵阴影下，每个人都失去了个人的独立思考、个性与权利。大熊感觉到的没有错，每个中共体制之内的人都已经失去“人”的秉赋，成为没有自我、随时可以被抛弃的零件，客观上来说，这样的“人”已经变成了邪恶巨灵的一个细胞，帮助它吞噬着所有国家社会的资源。

生而为人，必须有人生在世上最基本的良知与信念，如果完全放弃自己，放弃思考，跟体制同化，想的都是国家政权的所思所要，那这个“人”真的已经失去自我，成为工具了。

而每个人都在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你没有错。”“世上没有绝对的正义与罪恶，你只是服从上级的指示。”“个人不过是一颗子弹，机器怎么转动，子弹射向哪里，都身不由己。”

真的是这样吗？

平庸的邪恶：拒绝成为一个人

著名的犹太政治思想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提出了一个“平庸的邪恶”（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她认为极权体制下的罪恶有两种，一种是极权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一种是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即：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限制，甚至直接参与。

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举行了“纽伦堡大审”军事法庭审判，鄂兰到审判现场旁听。她听到纳粹官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和当时大多数的德国纳粹一样，我们都只是在执行一个命令。”他再三抗议，坚持自己做的不是出自于个人的主观行为。

像艾希曼这样的人，在让他升官发财的体制面前，放弃了自己身而为人的权利、放弃了自主能力、放弃了思考，“在拒绝成为一个人的同时，艾希曼也将这一个能够成为真正人类的能力完全抛弃掉了……他不再具有道德观了，缺乏思考能力，使得许多平凡普通的人容许自己做出各种残酷的行为，有些甚至前所未见。”这就是“平庸的邪恶”。

犯下“平庸之恶”的人，是对强权与体制不加思考，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的不道德行为；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借着“执行命令”的理由来给自己辩护，消解愧疚感。

杀人偿命是天理，无论艾希曼如何为自己辩护，仍不能逃脱法律与公义的惩罚。艾希曼最后被执行死刑。

如何自我救赎？

在中国，因为中共倒行逆施，当代已经出现了千千万万个“艾希曼”。中共当局的洗脑教育是“从娃娃抓起”，孩子们从小被要求戴上红领巾、加入少先队、共青团，长大后可能会加入共产党，在体制内被这个“邪恶巨灵”操纵。

不夸张地说，现在中国几乎人人或多或少都曾经帮助这个邪灵犯罪。在中共当局的仇恨宣传之下，有很多人在香港反送中时宣称“我是护旗手”、攻击示威者是曱甴（蟑螂）、对美国日本台湾不加思索的反感、不相信新疆维吾尔的再教育营、嘲笑谩骂法轮功是某教，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与极权政府画上了等号。

还有相当多数的中国人认为：“（共产党）政府都是为了我们好；而且我们只需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不需要去管那些政治什么之类的东西，那些与我们无关，只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

然而，世上的邪恶与罪孽不会因为人们扭头不看，而自动消失；罪恶的黑暗势力只会因为多数人的沉默而更加壮大，最后反过来吞噬一切。不谴责重大的罪恶，事实上就是纵容了邪恶，就起到了帮助邪恶的作用，最终，那罪恶是不是也得算“中立者”一份呢？

那怎么办呢？中国人有办法自救吗？

有的，就是主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现在已经有四亿三千五百多万人都加入这个自救行列，声明脱离邪恶体制，洗刷人生污点，重新找回人性尊严，遵循道德良知。当所有人都退出这个邪恶的巨灵的时候，它就再也无法存在了。

中共当局这栋大楼坍塌，指日可待。

注：
[1]〈中国互联网审核员的罪与罚〉，《莽莽》杂志[2]〈正面连结｜一个基层科员的官场修养〉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9/3/n14323417.htm )